上世纪六十年代运动初期，下级“犯上”的情况存在于地方，地方主要负责人受到冲击而无法工作；军队处于纪律，出现这样的情况也有并不多，但随着军队介入地方工作，有些人的做法太大胆。
在时任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回忆中，记录一件发生于1968年夏的事情。军区下辖空军高射炮一师副参谋长背着师长、政委，假借上级的命令擅自调动3个团兵力，扬言要抓军区司令张达志、政委冼恒汉。
作为一个团职的师副参谋长可以擅自调动部队吗？
答案是不可以！别说他一个团职干部，就是师长、军区首长也不能擅自调动部队，如调动部队需要向军委请示报备。
在时任武汉军区政委王平的回忆中，1976年某省革委会主任兼任武汉军区政委，要求部队清理二七塔周围的聚集群众以及花圈，要求部队出动。部队将情况反馈给军区专职政委王平，得到回复：就是调动一个排的兵力都要请示军委。
还有一个例子，刘贤权担任铁道兵司令时，负责北京地铁施工，因为要赶进度，但人手不够，需要从外面调部队过来。在上级的批示下调4个营部队完成任务，因为是秘密调入，有人抓住这一情况说他擅自调兵入京，给扣大帽子。
可以说调动部队，不是随便可以的。
那么，这位师副参谋长是怎么调动的，也就是前面说到假借奉 中央、中央文革的命令。作为被调动的部队，几个团负责人质疑为何师长、政委不来，对方无话可说后，感觉情况不对劲的他们，赶紧汇报给师首长。师首长得知情况后，这还了得，一旦情况发生，谁也承担不了责任。当即，让人把这位副参谋长给控制起来。
这样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发生过，在福州军区下辖的福建省军区一个负责人把擅自将省军区副司令员周子韬和省军区第一政委倪南山扣押审查，被福州军区司令皮定均批评，怎么抓的怎么赔礼道歉放出来。这还只是同级之间的问题，而兰州军区出现下级要抓上级的情况，后果更严重。
为何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还是因为运动时期有些人的思想混乱，可谓是想一出是一出。最后这位副参谋长的结果如何呢？被直接押送大北京关起来，至于怎么处理也没有通报给军区。退一步来说，假如他真带兵袭击军区机关，甚至走出伤亡，他的行为也是要被严惩的。
1972年，在京召开的批林整风会上，冼恒汉提到过此事，并登了简报，要求上级继续处理此事，将情况告诉军区，但后来也没有下文了。不过，在一些人的回忆中也提到这位副参谋长，80年代初从监狱放出来，进了干休所安度晚年。
对于在特殊时期发生的特殊事情，如今看来简直不可思议，可在当时的环境下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而且是层出不穷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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