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12月14日清晨六点，沈阳刚下过一场大雪，路灯映着白茫茫的街面。营口县桥镇公社和平大队的办公室里，陈锡联正和县里干部核对社教材料，电话铃声骤然刺耳。对方一句“快回来，政委不行了！”让屋里瞬间安静。
陈锡联没再多问，放下资料披上大衣就出门。那时执行社教任务的干部都用化名，他的证件上写着“陈池”，可这一刻，所有伪装都显得多余。几个小时后，军区的吉普在雪地里疾驰，他一路想着：赖传珠到底怎样了？
回到沈阳总院时，赖传珠已出现严重黄疸，诊断为急性黄疸萎缩性肝炎。陈锡联当即向总干部部、空军医院、北医三院求援，十余名专家当晚抵沈。消毒灯下，赖传珠睁开眼，低声说了句：“老陈，工作别耽误。”语气依旧干脆。
陈、赖配合名声在外，可真正的渊源要追溯到1959年8月。那年徐立清通知陈锡联“去东北”，同年10月，陈抵沈阳上任司令员；政委一职由赖传珠担任。两人年龄相近、打过的仗多、脾气直爽，很快形成默契。
夜幕降临后，两位首长常沿军区大院慢步，交流一天得失。几个月下来，这种“散步碰头”演变成班子例行制度。作训、后勤、人保三位常委也跟着一起走，边走边议，决策效率甚至比白天会议高得多——这在军区内部成了佳话。
两人主持的第一次大动作，是1960年冬季大练兵。东北零下三十度，坦克营照样爬雪坡。有人担心冻坏装备，赖传珠一句“行军打仗哪有暖气”堵回去。结果整整一个冬天，沈阳军区打出全军第一的射击合格率。
大练兵的同时，雷锋的故事浮出水面。1962年初春，军区召开共青团代表会议，雷锋在台上讲完事迹，陈锡联脱口而出：“这孩子跟我小时候像得很。”赖传珠顺势指示：“职务要上调。”遗憾的是，提任命令还没送到，雷锋就因公牺牲。
为了把雷锋精神固定下来，1963年1月军区举行“雷锋班大会”。陈锡联写下“党的好儿子”，赖传珠落笔“永生的战士”。正是这次大会，促成了毛主席3月的亲笔题词。沈阳街头突然多了“向雷锋同志学习”巨幅标语，老百姓至今记得那股气势。
然而在外人看来强悍的赖传珠，身体其实早已透支。战争年代他负过三次重伤，解放后仍旧高负荷运转。不到五十岁就患慢性肝病，医生多次建议休养，他从未真正停下。1965年12月初，他主持军区扩大会议，一口气讲了六小时。
14日会议结束，他手指微抖，却坚持批阅文件。当天夜里病情急转直下，才有了那通电话。专家赶到后采取综合治疗，肝功能指数仍雪崩式下降。陈锡联日夜守在病房，协调用药，用他的话说，“能试的办法都试了”。
12月24日凌晨一点三十分，监护仪的曲线归零。55岁的赖传珠离开了他挂念的岗位。陈锡联当场沉默许久，对值班护士只说了四个字：“安排后事。”随后他给军委拍电报，报告政委病逝时间、抢救经过及善后建议。
27日，沈阳举行公祭。2500多人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静立，悼词短而克制，但气氛凝重。公祭完毕，骨灰由专机送抵北京。周总理、邓公、叶帅等亲赴机场迎灵，场面肃穆，无旁白。
军委唁电肯定了“陈赖组合”对沈阳军区政治工作的独特贡献。那封电文内部流传甚广，干部们议论最多的，是“用兵在陈，凝心在赖”这八个字。赖传珠走后，军区没有再设政委，陈锡联暂时兼管政治口，手头事务骤增。
忙碌并未打乱原先的散步制度。几位常委照旧饭后绕大院，谈到关键之处，陈锡联常抬头望天，半晌才下结论。有人揣测那是想起老搭档，事实如何没人点破。直到1973年陈锡联离任，这一晚间散步才算画上句号。
赖传珠的骨灰最终安放在八宝山。十多年后，军区礼堂的一面墙上仍挂着那句“永生的战士、光辉的榜样”。年长的干部每次经过，都下意识放慢脚步。记忆里的12月大雪、那通急促的电话、病房里昏黄的灯光，也随之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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