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夏天，中国商业史上最狠的一次“尽职调查”悄悄落幕。
谁也没想到，决定后来几十年国运走向的那个瞬间，竟然是因为两顿饭的价差。
这一年，身家亿万的“橡胶大王”陈嘉庚揣着账本回国，他名义上是来慰问，其实就是个来查账的天使投资人。
结果呢，他在日记里给当时拥有几百万正规军的国民政府，直接画了个大叉。
咱们得把时间轴拉回1940年。
那时候的陈嘉庚，在南洋那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抗战前三年，南洋华侨寄回来的钱高达16个亿，那是啥概念？
当时国民政府一大半的开销全靠这笔钱撑着。
陈嘉庚这次回来，那是带着南洋几百万华侨的血汗钱，想看看这笔“救命融资”到底花哪儿了。
他甚至还在行李箱夹层里藏了金条，本来是打算作为最后一轮“追加投资”给重庆那边的。
结果到了重庆，这位见过大钱的金主直接看傻了眼。
蒋介石为了搞定这个最大的财神爷，特批了8万大洋搞接待。
要知道，当时前线拼命的兵，一个月军饷才几块钱。
嘉陵江边的豪宅里灯火通明，桌上那是从国外运来的高档货，作陪的高官们一个个红光满面，嘴里聊的不是前线咋打鬼子，而是香港那边的赛马赔率和黄金行市。
这哪里像是在打仗，简直就是在办庆功宴。
最让陈嘉庚觉得离谱的事发生了。
有个部长的老婆，听说他是搞橡胶的，居然托人来问，能不能帮忙搞一套“南洋定制版”的汽车轮胎。
这事儿听着都新鲜，前线战士连草鞋都穿不上，后方这帮阔太太居然在操心私家车的配件。
陈嘉庚当时就在日记里狠狠记了一笔，这不就是典型的“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嘛。
一个政权如果连轮胎这点私利都要算计，那离崩盘也就不远了。
带着一肚子火，陈嘉庚决定去看看那个传说中的“土匪窝”——延安。
这趟路走得不容易，国民党那边是千方百计拦着，说那边穷山恶水，去了也是受罪。
可陈嘉庚生意做这么大，靠的就是眼见为实，他非要去看看这个“竞争对手”到底是啥成色。
吉普车一路颠簸进了黄土高原，没有什么红地毯，也没有香槟酒，只有漫天黄沙和一群穿着旧军装的年轻人。
就在这儿，上演了那场著名的“八分钱饭局”。
那天晚饭，主菜就是一盆清炖鸡。
刚才我去查了一下资料，这只鸡还是邻居老乡听说毛主席来客气了，特意把自己家下蛋的老母鸡送来的。
最绝的是餐桌上的“桌布”，那是一张铺在破木桌上的《星洲日报》——正好是陈嘉庚自己在南洋办的报纸。
毛泽东也没什么讲究，拿着廉价烟卷，指着那张报纸开玩笑说，这也算是物尽其用，给桌子穿件新衣裳。
后来有人专门算过账，这顿饭加起来，成本不到八分钱。
一边是八万块的豪门盛宴，一边是八分钱的农家客饭。
陈嘉庚是个顶级生意人，他看的不是菜好不好吃，而是这家“公司”的现金流控制和管理效率。
在延安待了九天，他就像个挑剔的审计师一样到处转悠。
他在枣园看见朱德总司令像个老农一样在地里捉虫子；看见彭德怀副总司令那双布鞋后跟都磨没了；看见周恩来办公室里，连写字的纸都是反正面用的。
你要是不看那个简陋的领章，根本分不清谁是当官的，谁是当兵的。
这种极度扁平化的管理结构，让陈嘉庚大受震撼。
尤其是当他看到三五九旅在南泥湾的账本时，那才是真正的暴击。
王震将军抱来的一摞纸上，密密麻麻记着开荒多少亩、收粮多少斤。
这哪是什么“土匪”啊，这分明就是一直执行力爆表的创业团队！
陈嘉庚后来回到新加坡，在商会演讲时说了句大实话：“共产党人能把石头榨出油来！”
他看到的不仅仅是穷，而是一种可怕的生命力。
那个给毛泽东送烤土豆的警卫员，兜里揣的是老乡硬塞的口粮；而重庆街头的黄包车夫，腿上烂着疮，眼里全是绝望。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老百姓的心就是最大的资产。
国民党那边是在疯狂抛售这笔资产，而共产党这边是在玩命吸纳。
这场考察的结果其实已经很明显了：毛泽东把最后一块鸡肉夹到陈嘉庚碗里的时候，这笔历史上最大的“天使投资”，就已经敲定了。
回到南洋后，陈嘉庚干了一件特别硬气的事儿。
1946年内战爆发，美国人还要给蒋介石递刀子，陈嘉庚直接给杜鲁门写了封公开信，大意就是说你们这是在往火坑里浇油。
这封信在国际上动静闹得挺大，搞得华盛顿那边不得不重新掂量掂量。
而在真金白银的支持上，他把原本计划给重庆的资源，通过各种只有那个年代才懂的秘密渠道，全转到了解放区。
后来淮海战场上，那几十辆特意漆成红色的卡车，就是南洋华侨最直接的表态。
1949年开国大典，陈嘉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特意穿了一件延安时期做的那种粗布中山装。
看着飞机飞过去，这位老人心里估计会想起当年滇缅公路上那些年轻的机工。
那些孩子，为了这条抗战输血线，好多人都把命留在了山沟沟里。
历史这东西，从来不是书本上那些干巴巴的字儿，它是一个个活生生的选择凑出来的。
陈嘉庚这一把梭哈，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眼光毒辣，更是代表了当时整个民族精英的觉醒。
他用生意人的脑子算了一笔大账：如果一个团队连八分钱的饭都能吃得坦坦荡荡，那把国家交给他们，这笔买卖，稳赚不赔。
事实证明，这是他这辈子回报率最高的一次“风投”。
参考资料：
洪永宏，《陈嘉庚传》，人民出版社，2014年。
杨国标等，《陈嘉庚在延安》，中国华侨出版社，199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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