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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杀人也得偿命！”
12月20日的成都，寒意虽浓，但市法院外却格外热闹，这一天，距离那个血色的夏天已经过去了整整551个日夜，对于受害者王紫雅的母亲来说，这漫长的一年半只剩煎熬。
女儿在自家门口被凶手杀死，凶手的亲爹还曾扬言自己有权有势，死者家根本斗不过他们……
终于，法槌落下，凶手梁某滢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本案的所有细节公开，凶手的恶毒远超大家想象，为了活命不择手段！
女儿在家门口被杀
这起悲剧最令人窒息的地方，不在于冲突的激烈，而在于它撕碎了人们心中关于“家”作为最后安全堡垒的幻想。
让我们把时针拨回到2024年6月9日，那个原本平淡无奇的午后，在此之前，凶手梁某滢早已是小区的“名人”。
现年35岁的她，虽有着大学肄业的背景，留给邻里的印象却是暴躁与失控：摔打物品、无故滋扰，甚至警方曾因其之前的过激行为告诫家属需严加管束。
但显然，这一警告并未转化为实质性的约束，那一天，梁某滢并没有待在她那个所谓的“发病”世界里，而是带着一把早已备好的刀具，开始在小区内游荡，她不是闲逛，而是“狩猎”。
当她的脚步停留在王紫雅家门前时，恶意便通过猫眼渗透进屋内。持续的敲门声、毫无底线的辱骂，甚至通过猫眼能看到她在门上吐痰的恶心行径。
屋内的王紫雅，此时表现出了一个年轻女孩在面对骚扰时正常的厌恶与恐惧，她给母亲发微信说：“一直在那里吐痰，好恶心。”
这一刻，紫雅并未失去理智，她求助于母亲，王女士随即联系了物业，这是一个足以让无数人痛悔的节点：65岁的保安黄某乾赶到了现场。
按照常规逻辑，第三方安保力量的介入，凶手应该有所收敛，可能是出于对保安的新人，紫雅才卸下了心中的防备，打开了那扇隔绝危险的家门，然而，死亡就在门开的一瞬降临。
面对保安的劝离，梁某滢没有丝毫收敛，反而逻辑极其“通顺”地反呛一句：“我站在这里犯法吗？”
这句话不仅透露出她当时的思维清晰度，更暴露出一种极度的傲慢，紧接着，她发动了致命的突袭，左胸、头面部……冰冷的刀锋十次落下，刀刀致命。
那个曾经在日本语能力竞赛中拿下一等奖、弹得一手好钢琴、放弃北京高薪只为回家陪母亲的优秀姑娘，就这样倒在了自己的家里。
试图用精神病逃避法律
梁某滢作案后，她既没有留在现场茫然发呆，也没有惊慌失措地逃窜，而是冷静地绕过试图制止她的保安，满身是血地回到了自己家中。
面对惊恐的母亲，她冷冷地吐出那句让庭审现场不寒而栗的话：“我今天必须把她弄死，不是她死就是我死。”
这句话里没有混乱，没有幻觉，只有清晰到极点的杀人意图，这不仅是犯罪后的自白，更是对所有关于她“丧失辨认能力”辩护的最强嘲讽。
但这起案件之所以引发众怒，除了行凶手段的残忍，还在于案发后凶手一方令人发指的操作。
辩护席上，律师团队一度试图挥舞两面大旗为梁某滢减刑：一是“正当防卫”，二是“精神病金牌”。
死者照片
所谓“正当防卫”的逻辑荒谬至极，一个持刀上门挑衅、无视保安阻拦、强行闯入他人住宅并主动发起攻击的人，竟然声称自己是为了“自保”？
仿佛紫雅用陶瓷摆件的一击才是罪恶的源头，好在法律不是文字游戏，法院在最终判决中明确驳回了这一无理主张，认定了其“入室杀人”的恶劣性质，判定其不构成正当防卫。
而那张看似坚不可摧的“精神病鉴定书”，在被害人代理律师臧梵清严密的质证下，也露出了巨大的破绽，此前的一份鉴定报告，给梁某滢贴上了“精神分裂症”、“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标签。
报告支撑的论据竟然包括“大学辍学”、“敲门问租房”、“在家摔东西”等宽泛行为，甚至将她在小区寻找一个所谓的“不存在的人”定性为幻觉。
然而，律师团队经过实地走访，扔出了一枚重磅炸弹：他们认为凶手并未存在幻觉问题，这就意味着她完全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
并且，律师团队也认为鉴定机构对凶手的观察时间太短，所以他们对精神鉴定结果缠绳了质疑，看得出来律师们在尽力的帮助死者家属争取利益。
更讽刺的是，在法庭上，梁某滢本人成了推翻“疯癫”人设的最佳证人，多位旁听者描述，被告席上的她逻辑缜密、口齿伶俐。
她不仅能听懂法官和公诉人的每一个专业提问，甚至还能用法律术语反驳公诉人，指责对方“诱导发问”、“不专业”，并滔滔不绝地为自己辩解了几十分钟。
这种极高的自我防御能力和庭辩技巧，哪里像是一个无法控制行为的精神病人？
嚣张的父亲
就在王紫雅的母亲为女儿奔走维权的这一年多里，她还要承受来自凶手家庭的二次伤害。
梁某滢的父亲在庭审前后，不仅没有展现出为人父母该有的愧疚与赎罪态度，反而公然叫嚣自己“有权有势”，暗示王女士这种单亲孤母“斗不过他”。
那堆叠在案头的一摞摞奖状，从“三好学生”到志愿者证书，是王女士一生的骄傲，如今却成了刺痛双眼的遗物。
她拒绝给媒体发布的女儿照片打码，就是为了让世人看清，这样一个鲜活、美好、对未来规划着要“送儿子学街舞”的生命，是如何被残忍毁灭的。
幸而，正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因为复杂的程序而显得步履蹒跚，但绝不会缺席，更不会向“权势”和“伪装”低头。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字字千钧，法院采纳了被害人一方关于“入室”事实的认定，明确指出梁某滢无故滋扰侵害了住宅安宁权，并在冲突中持刀杀人。
虽然鉴于鉴定机构认定的“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这一法定情节依法予以了从轻处罚——没有立即执行死刑，而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但这已是对凶手极严厉的惩处，同时也彻底粉碎了其“无罪”或“轻判”的幻想，这一结果虽无法换回爱女的重生，但至少告慰了逝者在天之灵。
那句“有权有势”的威胁，终究成了法治阳光下的一撮灰烬，这个案件的终结，不应仅仅作为一个法治新闻被遗忘。
它留给我们的警示是惨痛的：精神鉴定不应成为脱罪的“免死牌”，任何试图利用医学名词来掩盖暴行的企图，在严谨的证据链面前终将败露。
同时，它也重申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家门之内，不容践踏，当暴徒踏过那道门槛，亮出凶器的那一刻，任何借口都无法洗脱其最为恶劣的主观恶意。
在那551个日日夜夜的煎熬后，王紫雅的母亲终于等来了一个交代，而对于每一个安分守己的普通人而言，这份判决守护的，是对公理最基本的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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