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讲了明治天皇和慈禧太后在“格局以及改革力度”方面存在的巨大差距，中篇继续日本的明治天皇和中国的慈禧太后在“个人品行和权力运用”方面的巨大差距。
一、个人品行：一个节俭自律，一个奢侈无度
统治者的个人品行，往往会影响国家的命运。
明治天皇和慈禧太后，在个人生活上的差距，简直就是两个极端——一个节俭自律，以身作则；一个奢侈无度，挥霍无度。
先说说明治天皇，他这辈子，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国家大事上，个人生活非常节俭。
前面提到过，为了建设海军，他把皇室经费的10%拿出来，还捐出自己的私产。
他取消了宫廷里的车马仪仗和歌舞表演，把御膳从四碟八碗减为一日两餐，就是为了给全国人民做榜样。
根据记载，明治天皇的日常饮食非常简单，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就是普通的米饭、蔬菜和少量肉类。
他穿的衣服也很朴素，除了正式场合穿的礼服，平时都穿普通的和服，而且衣服都是缝缝补补，穿了很多年。
他的宫殿也很简陋，没有什么华丽的装饰，跟清朝的紫禁城比起来，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明治天皇不仅自己节俭，还严格要求皇室成员。
他规定，皇室成员不能经商，不能接受贿赂，不能搞特殊化，必须遵守国家法律。
他的儿子大正天皇，从小就接受严格的教育，生活也很节俭，没有什么不良嗜好。
这种节俭的风气，从皇室传到了民间，全国人民都以节俭为荣，把省下来的钱用在发展生产、建设国家上。
而慈禧太后呢？她的奢侈，简直刷新了人类的认知。
在国家内忧外患、老百姓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她还在大肆挥霍，把国家的财政当成自己的私人钱包，想怎么花就怎么花。
先说说她的饮食，那真是极致的铺张浪费。
慈禧每顿正膳，通常要上100道左右的菜，时令节日的时候，甚至能达到200多道。
这可不是因为她能吃，而是为了排场，还有一个规矩叫“食不过三”，再喜欢的菜也不能连吃三口，怕被人猜透喜好下毒。
这100多道菜，她每样只尝一口，剩下的要么倒掉，要么给太监宫女分着吃，浪费极大。
为了做这些菜，宫里有一个庞大的御膳房团队，光厨师就有上百人。
据记载，她一天的食物耗费，就高达白银60两左右，按当时的购买力换算，相当于今天的数万元人民币，这还只是食材成本，不算人力。
她吃的东西也极尽奢华，比如“西瓜盅”，把西瓜瓤挖去，放入鸡丁、火腿丁、新鲜莲子、龙眼等山珍海味一起蒸制。
还有“清汤虎丹”，用小兴安岭雄虎的睾丸制成，汤清见底，味道鲜美，是难得的珍品。
她喜欢吃鸭子，但为了做一道她可能根本不吃的鸭菜，需要几十只鸭子来取精华部位。
再说说她的服饰和珠宝，那更是倾国之力的个人收藏。
她的衣服装满了几大宫殿，有专门的衣服档案记录。
据一位美国女画家回忆，她见慈禧在一次宴会中就换了三套价值连城的衣服。
她的袜子更是精美，一双的价值相当于一个中等家庭一个月的生活费。
她的珠宝首饰更是不计其数，翡翠、珍珠、宝石应有尽有。
她有一件由3500颗珍珠织成的披肩，每颗珍珠大小、颜色完全相同，在当时价值连城。
她睡觉时还喜欢抱着一支由翡翠、玛瑙等宝石雕成的“玉藕”，据说能安神。
她死后陪葬的珠宝更是惊人，口中含着一颗巨大的夜明珠，夜间能发光百步，可分可合。
还有著名的翡翠白菜，现在是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各种金银玉器、宝石佛像塞满了棺椁。
最让人无法容忍的是，她竟然挪用海军军费来修建颐和园。
1888年，北洋水师成军的时候，号称“亚洲第一”，但之后六年，因为军费被慈禧挪用，北洋水师再也没有添置过一艘军舰，连炮弹都不够用，有的炮弹里甚至掺了沙子充数。
而日本呢？同一时期，明治天皇带头捐款，全国人民踊跃出资，不断给海军添置新军舰、新武器。
等到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日本海军的实力已经超过了北洋水师，这也是北洋水师惨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学者估计，慈禧修建颐和园，先后投入了3000万两白银，其中大部分都是挪用的海军军费。
这笔钱，如果用来买军舰，至少能买十几艘当时最先进的铁甲舰，北洋水师的实力也会大大增强。
但慈禧不管这些，她只想着自己能有一个颐养天年的地方，能享受奢华的生活。
在她看来，海军能不能打仗不重要，自己过得舒服才重要。
除了饮食和服饰，慈禧的日常用品和美容养生也极尽奢华。
她为了美容养颜，常年喝人乳，宫外专门有奶妈为她提供新鲜人乳。
每天还服用上等珍珠粉，保持皮肤光泽。
她用的肥皂，是由玫瑰、茉莉等多种名贵花瓣捣碎，加上上等油脂制成的。
她留长指甲，尤其是小拇指和无名指，有专门的太监伺候，用玉盘盛放温水、特制的油膏来浸泡和修饰，金指甲套上还镶嵌着珍珠宝石。
她用的手纸更是讲究，是特制的白棉纸，宫女需要先口含清水，将其喷成极其细密均匀的雾状，让纸变得潮软、不带水珠，然后熨平，再垫上湿布再次熨烫，最终做出柔软熨帖的“高级卫生纸”。
慈禧的奢侈，是建立在国家和人民的痛苦之上的。
当时的清朝，老百姓生活困苦，很多人连饭都吃不饱，到处都饿死人。
而慈禧一顿饭的耗费，就能让上万百姓果腹。
这种鲜明的对比，不仅让老百姓对清朝失去了信心，也让官员们纷纷效仿，贪污腐败成风，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彻底崩坏。
而明治天皇的节俭，虽然省下的钱对于国家建设来说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但他的姿态却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士气。
上至大臣，下至百姓，都知道天皇在为国家省钱，在为国家操劳，大家自然也愿意跟着天皇一起努力。
这种上下一心的凝聚力，是日本能在短时间内崛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权力运用：一个“放权赋能”，一个“集权固位”
统治者怎么用权，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发展方向。
明治天皇和慈禧太后，在权力运用上的区别，堪称“明君”与“权术家”的教科书级对比。
明治天皇是“放权赋能”，把权力交给有能力的人，一起为国家做事。
慈禧太后是“集权固位”，把所有权力都抓在自己手里，谁威胁到自己的权力就打压谁，哪怕牺牲国家利益也在所不惜。
先说明治天皇，他虽然是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但他一点都不专断。
推翻幕府后，他身边聚集了一批有理想、有能力的大臣，比如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人，这些人被称为“明治元勋”，都是日本改革的核心力量。
明治天皇充分信任这些大臣，把具体的改革事务都交给他们去做，自己则扮演“精神领袖”和“最终决策者”的角色。
比如“岩仓使团”出访欧美，明治天皇虽然没有亲自去，但他全力支持使团的工作，给了使团极大的自主权，让他们可以根据日本的实际情况，自主选择学习的内容和改革的方向。
使团回来后，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方案，明治天皇没有丝毫犹豫，马上批准实施。
在改革过程中，遇到反对声音和叛乱时，明治天皇也始终站在改革派一边，用自己的权威支持大臣们推进改革。
明治天皇的“放权”，不是放任不管，而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他知道自己不是万能的，需要依靠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他给大臣们充分的信任和权力，让他们能够放开手脚去干，同时也要求他们对国家负责。
这种权力运用方式，既调动了大臣们的积极性，又保证了改革的顺利推进。
而且明治天皇非常重视制度建设，他知道个人的权力是靠不住的，只有建立完善的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期稳定和发展。
所以他支持伊藤博文等人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虽然天皇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但毕竟有了宪法和议会的约束），让日本的政治制度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再看慈禧太后，她这辈子最核心的目标就是“保住权力”，为了这个目标，她可以不择手段，哪怕牺牲国家利益、打压有能力的大臣也在所不惜。
慈禧的权力运用，总结起来就是“平衡之术”——让不同的势力互相牵制，自己坐收渔利。
比如洋务运动期间，她一边重用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让他们搞改革、办实业。一边又扶植倭仁、徐桐等顽固派，让他们处处刁难洋务派，不让洋务派的势力过大。
一旦洋务派的势力有威胁到自己权力的苗头，她就会毫不犹豫地打压。
比如1884年，她借中法战争的机会，罢免了奕訢等洋务派大臣，让自己的亲信奕譞取而代之，导致洋务运动一度停滞。
甲午战争爆发前，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已经成了清朝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慈禧担心李鸿章权力过大，就处处限制北洋水师的发展，不仅挪用军费修建颐和园，还让翁同龢等清流大臣处处刁难李鸿章，不给北洋水师拨款、补充弹药。
结果甲午战争爆发后，北洋水师孤立无援，最终全军覆没。
而慈禧关心的不是战争的胜负，而是自己的60大寿能不能顺利举办。
甲午战争期间，正是慈禧60大寿的筹备期，她为了举办大寿，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甚至说“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完全把国家安危抛在了脑后。
除了打压洋务派，慈禧还打压光绪皇帝。
光绪皇帝亲政后，想通过“戊戌变法”实现国家富强，得到了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
戊戌变法的内容，其实很多都是借鉴了明治维新的经验，比如废除科举、改革官制、发展工业、推广教育等，这些都是清朝急需的改革。
但慈禧担心光绪皇帝通过变法掌握实权，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发动了“戊戌政变”，囚禁了光绪皇帝，捕杀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戊戌变法只进行了103天就宣告失败。
慈禧的这种“集权固位”，导致清朝的政治生态极其恶劣。
官员们不是想着怎么为国家做事，而是想着怎么讨好慈禧、怎么在权力斗争中自保。
大家互相猜忌、互相拆台，没有人敢说真话、办实事。
比如甲午战争期间，北洋水师的军舰需要维修，弹药需要补充，但各地官员都怕得罪慈禧和顽固派，迟迟不肯拨款、调货，导致北洋水师在战场上“有船无弹”“有炮无药”，只能被动挨打。
更可怕的是，慈禧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竟然不惜勾结列强。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义和团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慈禧一开始想利用义和团对抗列强，后来看到列强的势力太强，又转而勾结列强，镇压义和团。
她甚至向十一国列强宣战，之后又派人向列强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赔偿列强4.5亿两白银，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亿两白银。
这笔赔款，相当于清朝三年的财政收入，让中国彻底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而明治天皇呢？他始终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哪怕自己的权力受到一定限制，也愿意为了国家的长远发展而妥协。
比如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时，他虽然保留了很大的权力，但也接受了议会的存在，让日本的政治制度有了一定的民主色彩。
这种权力运用方式，让日本能够集中全国的力量搞建设、谋发展，而不是陷入无休止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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