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史是个老问题，但一九四九年以后，社会史这个词几乎从史学中消失。南开学人率先重新提出研究社会史问题。
就我记忆，过程大概是这样的。一九八三年秋，开完“中国地主阶级学术讨论会”后，我与冯尔康，还有《历史研究》的诸葛计，一同乘火车去桂林参加“中国农民战争史学术讨论会”。在车厢里一块闲聊，冯尔康提出应该研究社会史，当即得到我与诸葛计的支持。此后，冯尔康写了一篇《开展社会史研究》的文章，发表在《百科知识》上。一九八五年，我被选任南开历史系主任，从那之后，经过细致的学术准备，一九八六年六月，南开大学历史系成立了以冯尔康教授为主任的我国第一个中国社会史研究室；同年十月，在南开大学举办了“首届中国社会史学术讨论会”,学术界同仁认为这次会议首开新时期中国社会史研究之先声。
会议主要由冯尔康同志操持，我从旁协助，另外又邀请《历史研究》编辑部和天津人民出版社合作办会。会前，我还请社会学系主任苏鸵同志帮助联系费孝通老先生，希望他能出席会议给撑撑门面。南开是第一家重新开办社会学系的，费老是撑门面的兼职教授，与苏鸵交往密切。苏鸵对我们的会议也很支持，打保票说能请到费老出席，那时费老已是全国政协副主席。我与苏鸵专门赴京面请。费老倒是客客气气接待了我们，但对我们的议题似乎没有留意，也没有兴趣，也不想发表意见，弄得我们很扫兴，无奈只好灰溜溜地离开。我当时颇有点感触，大概是我们俩面子太小，不够格!算啦，没有大人物赏光，那就由我们一群小人物自办吧!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开会仪式也来了个大改革，不设主席台，不请头面人物。第一次会由我主持，除了教务长从台下上来表示对客人欢迎，接下来就进入会议主题，请成露西(美籍华裔著名社会学教授，正在南开访问)、冯尔康和王玉波同志做主题发言。简化了仪式，增加了实质性内容，得到出席会议者的赞同。
自此以后，我主持的多次学术讨论会，一概免去形式主义，学人的事学人办!难道非请大人物不成?
据冯尔康同志回忆，费老在会议即将结束时接见了主办方及部分与会学者，约二十人，发表了谈话。
此后，南开与史学界一部分学人积极开展了中国社会史研究，并取得明显成果，逐渐成为史学界的一个热点；组建了“中国社会史研究会”,冯尔康教授被推选为会长，我一度是学会的常务理事。二〇〇〇年九月，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通过教育部审批，成为“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计划”的入选机构。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是学校根据教育部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精神及建设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科研基地的要求，以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两个国家级重点学科为依托，以“二一一工程”建设项目“中国社会历史”为基础组建的。
社会史中心主任，按说应该由冯尔康同志担任，由于他年过六十五岁，而按教育部章程规定，六十五岁不能任职，同时他又到退休之年。主持筹建事务的张国刚教授是系主任，按规定又不能兼任。于是提议由我担任，而我也六十四岁有余(我退休要晚一些)。尽管我一直是社会史研究的积极支持者和参加者，但我主攻方向毕竟不在这里。我实在犹豫不定，建议另谋他人。张国刚一一数人头后说，你不接受，事情就很难办，甚至成为一个麻烦问题。主管校长也出面说项。我也有很大压力，万一没有通过，我将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话说回来，我是老南开人，又是古代史学科和“二一一工程”项目“中国社会历史”带头人，南开的事，我也不能袖手旁观，最后就应允了。“中心”被批准之后，社科处处长几次谈到被批准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这个带头人被评审者认可。所幸的是，总算没有因我而砸锅!
我既担任主任，自然也要做点事，回想起来，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充当和事佬；二是提倡大社会史(广义)研究。
说和事佬，就是调和矛盾。按规定，“中心”与历史系是平级的，都直接由分管副校长主管。“中心”与历史系应该各有自己的圈子(人事编制、空间、设施等)和利益(财务、项目等),互不相干，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比如，“中心”必须有四百平方米的空间，没有就否决。南开历来房源紧张，历史学科尤甚，学校上哪里给弄来四百平方米?只好把教研室临时挂上“中心”的牌子，教育部社科司也可能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未加细究。“中心”立项之后，很多实际问题就凸现了。“中心”与历史系分合的矛盾表面化。从实际出发，我只能做“和事佬”,提出十六字方针：“分则两伤，合则两利；利益有别，共享有异。”在我这个老头面前，诸位少壮也就不好说什么了。这样把“中心”与历史系整合在一起，对后来的发展是有利的。
说到社会史，它究竟是领域问题、方法(理论)问题，还是视角问题，至今仍争论不休，另外也有广义与狭义之争。我主张撇开这些争论，不必拘泥某种意见，从南开人员的实际和课题出发，来组织队伍和立项。立项无疑有限制，这样就使一些人难于参加进来，对我颇有意见，我也顾不上了，只能以立项来说事，谁能申请立项、被批准就能分一杯羹。我不能离开立项而迁就人，即使是大专家也顾不上了。一开始设置了四个研究室，也就是研究方向：
其一，社会思想与大众心态史研究室；
其二，传统基层社会与国家权力研究室；
其三，社会生活与风俗史研究室；
其四，区域社会史研究室。
立项之后我很少管事，由承担者自己负责。随着年岁更大，我多次提出不再担任中心主任，有几次面对书记、校长，提出退下来，都被他们同声婉拒，不予考虑，大约他们仍需要一位“和事佬”吧，直到我七十岁，才得以了结。
来源：刘泽华《八十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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