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7日深夜十点，珠江边的空气带着凉意，广州珠岛宾馆二楼的病房里只有挂钟走动的声响。电话铃猛地炸响，话筒那头传来王震急促的声音：“老人家病重，赶紧回京！”余秋里下意识挺直腰板，“知道了，我立刻动身。”短短一句对话，像拉响战斗警报。
收拾行囊不过十几分钟，同行的警卫员担心他的高血压，劝他坐下歇口气，他摆摆右手，“别磨蹭。”凌晨一点，军用吉普穿过寂静的广州街道直奔白云机场。机舱灯光昏黄，他倚在座椅上，目光落在左侧空荡的袖口，往事潮水般漫上心头。
二十年前的1956年秋，北京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周总理把他拉到窗前，语气郑重却平和：“石油部缺个敢拼命的，你去顶上。”那一刻余秋里心头发紧，坦言“从没摸过钻机”。总理拍拍他的肩膀，“打过仗的人，学机器不算难。”一句话定了石油工业部长的人选，也埋下后来大庆会战的伏笔。
时间再往前推。1936年3月，陕北草滩上枪声不断，余秋里和成本兴拦截万耀煌部，左臂两次中弹，血浸棉衣。随队军医手里缺药缺刀，只能简单包扎。他咬着牙继续指挥，队伍安全脱险后，手臂已开始溃烂。四个月后才在甘孜锯臂保命。自那天起，“独臂将军”的称呼伴随他整个军旅生涯。
抗日战争爆发，他和贺炳炎在冀中组建独立第三支队。两位独臂将领东一击西一打，把五千人的队伍硬是练成冀中的“活闪雷”。贺龙打趣：“敌人见着这支‘一把手’的部队，绕道走。”刀光血影过后，1949年十月，他已是19兵团后勤司令，论胆识与组织力，行伍里少有人能比。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最要命的是“贫油”。外国报刊讽刺：“除非奇迹，中国难有自给石油。”毛主席忧心忡忡，“飞机、坦克离不开油啊。”1958年2月，余秋里正式上任。刚摸清家底，四川传来“井喷”喜讯，他兴冲冲拉队伍杀到川中。二十口关键井交出的却是尴尬答卷——裂缝油，产量时高时低。川中“金娃娃”是个半成品，教训惨痛。
1959年春，他向毛主席汇报失利经过。主席没有苛责，反倒鼓励一句：“东方不亮西方亮，中国这么大，总有大油田。”半年后，黑龙江松辽盆地第三口井喷出浓稠褐油，地质队兴奋得一夜没合眼。专家会判定那是个王炸，余秋里当场定名“大庆”。经费不足、人手紧缺，他硬是从全国各地抽调三万人北上，誓言“只许进，不许退”。
1960年到1963年，萨尔图草原漫天风雪，钻塔却昼夜轰鸣。余秋里时常穿棉大衣在井场蹚雪，见工人困乏，扯着嗓子吼：“有人嫌冷？我这条胳膊当年可是割在冰水里！”大庆油田最终贡献千余万吨原油，新中国第一次握稳了自己的“血液”。
正当石油会战告捷，1964年冬，中央任命他为国家计委副主任，有人质疑“猛将不懂计划”。毛主席一句“他能把石头油变成百万吨，也能管好计划”让争议偃旗息鼓。周总理更是暗中撑腰，“计委的难事先递给他，但凡卡壳，直接上我这儿来。”余秋里就这样把战场作风带进宏观调度，碰到僵局就拍案，“别墨迹，照数字干！”
1976年凌晨的专机在云层中颠簸，他闭目养神，脑海里浮现两件趣事。一次，总理视察大庆，问粮食储备，他回“百余万斤”，总理笑说“借我一点？”两人相视一笑，尴尬全无；还有一次人员短缺，总理批文：“退伍军人三万，立即出发。”手笔大气，解决了会战燃眉之急。这些细节，比官样文章更温暖。
1月8日清晨，飞机降落南苑机场，警卫连车灯划破雾气。可就在机轮触地前几分钟，机组已收到无线电：周恩来逝世。余秋里听完，长久沉默，没有任何表情，眸光却一下暗了。他赶到医院，见到的只剩覆盖白菊的灵堂。参加追悼会时，这位久经沙场的老兵脚步忽然虚浮，走到灵柩前，泪水压也压不住。
送别仪式结束，他返回住处，久久站在书桌前。墙上那张与总理并肩视察油田的黑白照片没摘下来，灯光照着，灰尘被擦得一干二净。警卫员在门外听见他低声自语：“这条路，总理撑着我走了半生。”声音沙哑，却透着金石般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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