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7日深夜，广州郊外的海风仍带着暖湿气息。距离抗美援朝胜利已过去二十余年，这位在鸭绿江畔失去右臂的少将第一次长时间脱离工作节奏，住进了白云山下的疗养院。他刚刚与医护人员道晚安，还来不及合上手边的《世界石油年鉴》，电话铃声骤然响起。
“首长，王震同志急电！”值班警卫几乎是冲进病房。
余秋里披着军大衣，接过听筒，电话那端只短短一句：“老周情况不好，赶紧回来！”王震的嗓音沙哑，却不容置疑。
话音落地，他愣了两秒，随后转身对警卫低声吩咐：“半小时内出发，联系最近一班飞北京的机组。”
二十多年来，在炮火与钻机的双重考验中，他听过无数“紧急集合”，但这一次，他感觉胸口被什么重重击中。周恩来病危——那是一条任何老部下都难以接受的消息。他懂王震，这位湘西老兵从不无故惊慌，电话的急促就是命令。
飞机起飞前，他坐在舷窗边，目光穿过跑道尽头的灯火。不久前，周恩来还让他整理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能源资料，一页一页批注，连页边距都写满小字。如今病危电报摆在眼前，余秋里只能在心里反复揣摩总理最后嘱托的含义。
回京途中，思绪不自觉掠过1958年那场突如其来的任命。那会儿，石油工业部“一五”计划严重拖欠，会议室里烟雾缭绕，每个人眉头紧锁。周恩来、彭德怀拍板：“让余秋里去！”一句“革命加拼命”，把他从野战军推向陌生的钻探现场。从大西北到松辽盆地，他把会战当战役，一口口井像一个个高地，硬是在1964年把“贫油论”踩进泥里。那段岁月，周恩来是灯塔，也是后盾——困难时候总能听到一句“有什么问题尽管提”。
航行的噪音里，他忽然想起毛泽东当年那句半开玩笑的“儿童团”，43岁的他被首长戏称“娃娃”，可如今自己已年过六旬，而周恩来躺在医院的消息却像冷雨一样敲打。
1月8日清晨，飞机滑行至南苑机场。机门刚开，国务院办公厅工作人员已守在舷梯口。对方眼圈通红，只说了两个字：“走了。”没有敬称，没有赘述。余秋里沉默点头，右袖空荡，军大衣在寒风里扬起，整个人似乎被抽去了骨头。
守灵大厅内，水晶棺旁摆着一排素白花圈。余秋里直直立在队伍尾端，轮到他向遗体行军礼时，泪水突然模糊视线。他轻声低语：“总理，石油产量今年还能再上去，请放心。”旁人只听见含混几个字，却能感到那股克制的悲痛。
吊唁完毕，他没有立刻离场，而是转到人民大会堂一间小会议室，临时召集能源口几位负责同志，把自己在广州期间拟的几个油气勘探设想交代清楚。有人劝他休息，他摆手：“总理走了，事情不能停。”词句朴素，却是老兵惯有的行事原则。
追思之余，不少同志私下猜测：同样从延安一路走来的战友，为何非让余秋里赶回北京？除了“见老人家最后一面”这样最直接的情分，更深层的原因在国务院已酝酿数月的“以能源带动国民经济回升”方案。周恩来原本计划农历春节后亲自定稿，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便把最后的叮咛托付给王震——务必让余秋里回京，确保方案衔接不断档。
事实也确如此。总理逝世第三天，邓小平主持的小范围碰头会上，余秋里被要求继续牵头能源专项，保证油田建设、输油管网、配套炼化保持既定进度。他只简单回答一句：“请批准直接赴大庆、胜利两线现场。”会后即刻动身。
有人回忆，那段日子里，他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超过一周，往返于会战工地和部委之间，平均一天睡眠不到五小时。1976年底，全国原油总产量攀升至一亿吨大关，为随后三年经济拨乱反正提供了关键支撑。这份成绩单，某种意义上完成了他向周恩来许下的临别承诺。
广州那通深夜电话，成为余秋里政治生命中的分水岭。此前，他是石油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彼时起，他更像一根被临危扛起的钢钉，死死钉在能源与经济的接缝处。回忆电话内容，他只对少数同事说过一句：“老周知道我有欠账，他放心不下。”言语平静，却透露出不容推卸的责任感。
多年以后，石油系统内部总结大庆会战经验，不忘提到1976年余秋里夜奔京城的插曲。文件评语这样写：若无当晚及时衔接，一系列建设任务极可能因指挥链断裂而拖延半年以上。历史无法假设，但关键节点里，一个电话、一架夜航、一次义无反顾，往往改变后续进程。
那张当年从广州飞北京的航班座位卡，被余秋里一直夹在笔记本里。没有豪言，没有题字，只在角落画了一个小圆点，旁边标注日期：1976.1.8。懂他的人都明白，那个红色圆点，是送别，也是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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