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儿啊，越琢磨越不是味儿。南京博物院这《江南春》的“失踪案”，乍一听是“真伪之争”，细一想，里头那味儿太熟了——跟承德监守自盗案、广州美院“剪画案”，简直是一个藤上结的三个歪瓜，烂都烂在一个根儿上：“内部失守，监督失灵”。
先说承德案，那叫一个触目惊心。文物保管员李海涛，从1993年到2002年，十年间偷了259件文物，其中甚至有康熙皇后的宝玺、乾隆的莲花瓣座金漆佛。他怎么偷的？自己管着库房，拿仿品调包真品，盖上真章、填上真凭证，东西就大摇大摆流出去了。这暴露了什么？库房管理形同虚设，账物分离，一人掌权，毫无制衡。文物进了他的管辖范围，就跟进了他自家后院藏宝洞似的。
再看广州美院案，更是荒唐到骨子里。图书馆馆长萧元，拿着库房钥匙，直接把馆藏的名家画作——包括八大山人、齐白石、张大千的真迹——从画册里剪下来，拿回家去。然后找行家临摹一幅假的放回去，假的还盖着真章。一百多幅画就这么“调了包”。这案子里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是“破坏性盗窃”。他不是整体偷，是剪！文物最珍贵的“原真性”、“完整性”在他眼里一文不值。这背后，同样是库房一人管、进出无监督、鉴定走过场。
回过头来，看南京博物院这事儿，表面上文雅多了——没说是“偷”，说是“伪作”、“划拨调剂”。可您细品，那股子“内部操作、外人莫问”的劲儿，是不是一模一样？
第一，真伪谁说了算？
南京博物院说1961年、1964年两次专家鉴定为假。好，当年的鉴定报告呢？专家是谁？用了什么技术手段？当年书画鉴定本就流派纷纭，仇英画作代笔、仿本尤多，一纸“伪作”结论，几十年后就成为处置国宝级捐赠品的铁证？承德、广美案里，盗贼也正是利用“鉴定权”在内部模糊地带做文章，真的说成假的，假的补进去充真的。
第二，处置流程去哪儿了？
“划拨、调剂”——调给谁了？哪个单位接收了？批文在哪里？交接记录在哪儿？如果真是“伪作”，按正规流程调剂给其他单位或学校做教学资料，也必有完整档案。如今一句“记录缺失”，像不像承德案里那个随意填写、无人核对的“调拨单”？像不像广美案里那个随便就能被调包的画册库？文物一旦离开原始登记序列，就像水珠滴进海绵，踪迹全无，这是管理的大忌。
第三，对捐赠人的态度，如出一辙的傲慢。
庞家后人追问多年，不理不睬。这不就是“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衙门思维吗？承德案东窗事发前，有人质疑过吗？广美案那些被剪的名画，多年无人察觉吗？恐怕不是没疑点，是内部形成了“沉默的合谋”，或者干脆是漠不关心。捐赠人不是货主，是恩主，寒了他们的心，断的是文博事业的社会信任根基。
这三件事，像一面三棱镜，照出同一个病灶：
- 库房管理有黑洞：承德是直接偷换，广美是暴力剪取，南京是“合法”调出。东西出了库，就没了下文。
- 鉴定权缺乏制衡：说真就真，说假就假，缺乏公开、可追溯、可复核的机制。这给内部人操作留下了巨大灰色空间。
- 监督机制形同虚设：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公众监督太难。直到事情闹大，舆论沸腾，才慌慌张张“重视起来”。
搞收藏搞文博，最讲究“传承有序”。这“序”不仅是年代流传，更是法律、制度、道德的责任之序。博物馆不是当铺，不是旧货市场，它是文明薪火相传的圣殿。工作人员捧的不是铁饭碗，是信托责任。
南京这件事，比起前两桩盗窃案，可能性质更复杂，但也更典型。它测试的是：在看似“合规”的程序下，公共文物如何被“合法”地剥离公共视野？如何防止“鉴定”成为处置珍贵文物的私密通道？
建议这回，绝不能关门自查。必须由更高层级的文物主管部门、纪检监察部门介入，组成联合调查组，做三件事：
- 彻查“鉴定真伪”的全过程：重新组织跨机构、跨地域专家，用今天的技术和眼光再审《江南春》等五件画作。当年的鉴定结论要经得起历史检验。
- 追索“划拨调剂”的全链条：哪怕过去二三十年，所有经手人、批示文件、接收单位，一追到底。东西是全民的，公民有权知道每一件去了哪。
- 审视“捐赠管理”的全制度：从捐赠接收、鉴定、入库、登记、保管到处置，每一个环节如何阳光化、留痕化、可追溯化？捐赠人的知情权、异议权如何从纸上落到实地？
承德案、广美案，判了人，改了制。希望南京博物院这次，不止于追回一幅画、平息一场讼。更希望它成为一面镜子，照出所有博物馆库房里可能存在的暗角，扎紧制度的篱笆。
文物怕的不是岁月沧桑，怕的是守护者的心肠先朽了。信任这东西，砸了就难补。而文明，禁不起一再的失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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