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北京那个夏天热得邪门。
但这会儿更让人心寒的，是紫禁城外的一阵刺耳锯声。
这不是木匠干活，是一名俄国大兵正拿钢锯，把一尊大明太医院的“针灸铜人”生生锯成两截。
为啥？
嫌它太占地儿，不好装箱，顺便看看肚里有没有金条。
这就叫不仅杀人诛心，连老祖宗留下的治病家伙什儿都给你废了。
谁也没想到，这尊曾被大明宫廷奉为神物的宝贝，再见天日时，已经躺在万安里之外的圣彼得堡，腰上还留着一道丑陋的焊疤。
你要是现在去圣彼得堡的冬宫，也就是那个艾尔米塔什博物馆，那是真气派，金碧辉煌的晃眼。
可一旦走到三楼东方艺术馆，那气氛瞬间就不对劲了。
别的地儿是看热闹，这儿是看伤疤。
网上说“没一个中国人能笑着走出来”，这话一点不夸张。
看着自家宝贝被人家当战利品摆那儿，还瞎写个“中亚风格”的标签，这种生理性不适，比被人当面扇耳光还难受。
很多游客在那儿长久沉默，甚至有人眼圈泛红直接走人，实在是看不下去。
别以为这都是咱们晚清“弱”惹的祸。
那帮列强里，沙俄的心思最毒。
英法联军那是顺手牵羊，看见啥拿啥；沙俄这是带着“购物清单”来的。
八国联军还在吵吵怎么进城的时候，俄国人早就启动了那个贪婪的“黄俄计划”。
他们的“文物搜寻队”手里拿的不是枪，是详尽的皇家园林地图、撬棍和封箱钉。
这帮人跟过筛子一样，从颐和园扫荡到碧云寺。
那时候的北京城，简直成了他们的自助餐厅。
据后来不完全统计，光这一波运走的文物就数以万计。
你要知道，到了1914年，冬宫里堆的中国宝贝，比清宫内务府库房里的还多。
说白了，沙皇是用中国的国宝，把自家后花园给填满了。
如果说1900年是明抢，那几年后在大西北发生的，就是“披着羊皮”的谋杀。
这就得提那个让考古界恨得牙痒痒的名字——科兹洛夫。
1907年，这哥们儿打着“科考”的旗号到了内蒙古黑水城。
那可是西夏王朝的“时间胶囊”啊，大明军队打破城池后，无数文档就被封印在佛塔里睡大觉。
结果呢？
科兹洛夫一发现“西夏文库”，这帮人彻底疯了。
两万多件文物，连带孤本《番汉合时掌中珠》，全被他们像搬砖一样打包带走。
最缺德的是，为了拿宝贝，他直接把佛塔给砸了。
日记里还写得挺高尚，说是“为了把它们从风沙里救出来”。
这话听着真刺耳，这是救人吗？
这是杀鸡取卵，还要把鸡窝给端了。
就因为这一通乱挖，黑水城彻底成了枯骨，那个神秘的西夏王朝，核心机密全被锁进了冬宫的库房。
再说说敦煌。
提起这地儿，大家光记得斯坦因、伯希和，其实俄国人手更黑。
别人那是挑挑拣拣，俄国这支“科考队”主打一个“全都要”。
利用当时看守的愚昧，成批成批地往外运。
1.2万件文献啊，那是从北魏到元代的社会密码本，如今全躺在圣彼得堡的恒温柜里凉快着呢。
这就搞得国内学者特别尴尬。
想研究自家老祖宗的历史，还得填表向俄国人申请，去看那种模糊不清的微缩胶卷。
这种“明明就在眼前，却隔着十万八千里”的无力感，折磨了好几代学人。
这感觉就像自家户口本被邻居抢走了，你想看一眼还得交费申请。
回头再看那尊针灸铜人。
虽然后来被焊接起来了，身上的穴位字迹还在，但这玩意儿已经不是那个救死扶伤的教具了，成了一个展示“东方猎奇”的标本。
那个刺眼的焊痕，就像一道去不掉的伤疤，死死烙在中国医学史的脸上。
更别提那些被随意归类的艺术品，文物的“中国籍”正在被有意无意地抹掉。
但这事儿吧，也没绝对的死局。
东西是要不回来，但魂儿得招回来。
浙大的年轻学者正用高清扫描技术，一点点重构那些流失的西夏文献；国家博物馆里，也有人在一笔笔临摹复原敦煌壁画。
这叫啥？
这叫技术性“招魂”。
你可以抢走我的身子，但抢不走我的神。
冬宫里的文物依旧沉默，但站在玻璃柜前的中国游客，眼神早就变了。
那不是仇恨，是清醒。
毕竟，尊严这东西，从来都是靠实力挣回来的。
参考资料：
王金清，《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科兹洛夫探险队档案》，中华书局，2015年 马丽霞，《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历史与现状》，文物出版社，2010年 冬宫博物馆官方藏品目录（东方部卷），圣彼得堡国立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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