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三年深秋的子夜，北风刮过乾清门的铜钉大门，漆面被风沙磨出一道道暗纹。门外，值夜的孙耀庭跺着脚取暖，鞋里那粒硬邦邦的东西一阵刺痛，让他瞬间清醒。就在前刻，他的身子差点儿顺着石阶滑坐下去，脑袋像磕在云彩里。御前不许眨眼，他只能靠那颗小小的苍耳提醒自己——疼痛就是活命的信号。
说起这颗草籽的来历，还得把时间拨回二十年前。孙耀庭生于一九零二年天津卫近郊西双塘，家中薄田数亩，收成勉强糊口。村里人最风光的角色是“小德张”张祥斋，回乡时前呼后拥，铜钱响得热闹。少年孙耀庭瞧得眼红，觉得只要进宫当差，就能翻身。十二岁那年，他父亲与小德张口角，被迫离乡，穷途末路之下，全家一天只嚼得上两碗高粱面。求学无门，参军无门，宫门似乎成了唯一的出路。
可宫门不是随便推开的。想进御前，先得“净身”。刀子下去，苦痛涌上来，那一刻他晕死过去，心里只剩一句念头：“活下去，总比饿死好。”没成想，醒来后传来清廷逊位、民国建立的消息，临时政府给了宣统皇室优待，紫禁城仍由溥仪居住，太监照旧。悬着的心这才放下，他托人找到溥仪的皇叔载涛，在王府里打杂两年，终获宫门腰牌。
紫禁城确实富丽，可规矩也密不透风。新人先在戏班子跑腿、递水、提灯，稍不留神就得鞭杖侍候。一次误碎了张总管的食盒，他被打得皮开肉绽。张老头暴毙后，宫里把他拨去侍奉婉容皇后。新差事听着体面，其实是一项折磨：深夜守门“打更”，不准合眼，随时听候差遣。谁要是敢打盹，四十杖起步，多半下半个月抬不动腿。
没几天，祸就来了。门口几个年轻太监嘴快，议论起溥仪和婉容的日常，小声却没避开隔扇里的皇帝。溥仪翻身起怒，掀帘持枪，黑洞洞的枪口怼在孙耀庭眉心，“胆敢妄议朕事？”短短一句，血都凉了。婉容替他说情，才免一死。性命堪留，痛苦难消，他更不敢懈怠。
然而人终究是肉做的。又一个夜值，他腿麻到失去知觉，身子一歪便坐在台阶，眼皮重得像灌铅。天亮后，总管冷声宣判杖四十，棍子落地，疼得他几日几夜只能趴在木板床。起身那一刻，他暗下决心：再挨一次，命就没了。
办法总要找。同行们守口如瓶，生怕自家招数外泄。他转而缠着一个老值夜，递酒，赔笑，硬是把老人灌得东倒西歪。凌晨时分，老人脚一抬，鞋底露出一抹灰绿刺球。孙耀庭会意，脱鞋细看，那东西竟是村口遍地皆是的苍耳。小草籽外壳布满倒刺，嵌入布鞋后跟，轻迈一步就像针扎。几小时走动下来，神经被刺痛牵着，瞌睡跑得无影无踪。
“你懂了就好。”醉汉呢喃，一句带着酒气。仅此一句对话，便救了孙耀庭此后的性命。他迅速寻来苍耳，塞入鞋垫，自此夜深人静，只要脚底隐痛，他就再不敢怠慢。值得一提的是，紫禁城里后来不少值夜小厮都学会此招，彼此心照不宣。
时间转到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三日，直奉军阀混战，冯玉祥发起北京政变，溥仪被迫离宫。宫门外号角声此起彼伏，孙耀庭随末班马车被遣散，领到微薄遣散银票。他年仅二十二岁，却背了个“宫里出来”的名头。凡走到哪儿，都有人指点：“瞧，那就是阉人。”世道兵荒马乱，他流落乡间，靠给人写账、烧锅炉混口饭。
从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九年，北京易手数次，军阀、日军、国民党轮番占城。孙耀庭眼见同僚或病死、或流落青楼门口要饭。太监这一行，到此彻底断代。新中国成立后，紫禁城改名故宫博物院，旧人旧事成了陈列品。地方政府给他分配了宿舍，偶有记者登门，问得最多的仍是那粒苍耳。孙耀庭笑而不答，随后轻描淡写一句：“脚底那刺，可比鞭子管用。”
一九八七年，电影《中国最后一个太监》上映，剧组几次登门，请他提供生活细节。相机咔嚓声里，他抚摸早年留下的鞭疤，目光平静，像在看旁人的故事。采访笔记写道：孙耀庭六十五岁后嗜读《史记》，常把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念在嘴边。他不说教，也不感慨，对外只承认一句：“宫里规矩多，活命办法更多。”
苍耳，如今仍随风附着在郊野牲畜的毛上，秋末结籽，冬雪埋没。外人只当它是野草，可在太监眼里，那是守夜时唯一的警钟。没有钟声，没有灯号，一双鞋，一粒刺，便决定了是挨板子，还是安稳度过长夜。这件小事，折射出封建宫廷的残酷：活在权力漩涡最底层，命悬一线，只能用痛感提醒自己别犯错。
孙耀庭一辈子，最怕睡着，也最怕被人叫醒。那一粒苍耳，被他珍藏到晚年，放在旧木匣，外贴“辛亥后御用值夜记”。没人知道它何时干枯散落，只知道当年宫墙高高，日暮沉沉，一群阉人踮脚疾走，为了不让脚底疼痛停止，拼命保持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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