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华南一座老旧橡胶厂的下班铃声回荡在霏霏细雨里。车间角落，郭益民抹干汗水，从工作服内袋取出一张已被折痕划出白边的烈士证。他对着日期默念：三十年保密期到点了。那一刻，嘈杂机器声仿佛都远去，只余下当年战壕里“别把我丢下”的回响。
1979年2月16日凌晨，广西凭祥边境弥漫着硝烟味。白昼未启，李保良抱着冲锋枪，悄声对身旁的郭益民说：“郭哥，真要是回不来了，你可得把我带回家。”话音低，却掷地。郭益民重重点头：“要么我们一起回来，要么就一起留在这片土。”两人来自同一个小县城，一个十九岁，一个二十三岁，这句誓言在暗夜里烙进了血脉。
第二天拂晓，我军越过边界线发动反击。团部下达的口令很干脆：郭益民所在一连顶在前线，挡住敌人穿插；李保良所在三连在背后筑第二道口袋。战斗打了近五个钟头，双方火力犬牙交错，热浪与泥雨混杂。郭益民的连队被压在山脊，弹药箱不断空，报话机里传来“坚持十五分钟”的催促。那十五分钟仿佛拉长成一年。
日落之前，前沿部队终于获准后撤。郭益民翻过山坳，背囊被弹片划破，整个人处在肌肉脱力的极限。他顾不上伤口，只惦记背后那支三连。可等流着血跑回集结地，回答他的是半截沉闷的句子：“三连……有人没跟出来。”
确认消息那一夜，郭益民杵在树桩旁，不停重复“十九岁、十九岁”。李保良的遗体位置无人能说清，连队记录里只留下四个字：失联阵亡。不到四十八小时，全团奉命回撤国内，郭益民只能带着一张烈士证明和半张照片，坐上开往柳州的闷罐列车。
1980年代，复员老兵陆续被安置进地方企业。白天，郭益民在转鼓机旁忙碌；夜里，总被同一个梦惊醒——火箭弹划出火光，年轻战友在自己怀里拼命喊“快走”。不眠的凌晨，他常把烟蒂摁在铁栏上，任其发出噼啪声。厂里伙计只知道他脾气寡言，却不清楚那是无处安放的亏欠。
军中规定，烈士遗骸运动位置三十年内列为机密，外人不得查询。郭益民把这个期限刻在心里：1989、1999、2009，一格一格划过去。他用整整三十年攒下的工资，换成厚厚一叠旧存折——目的只有一个：等到解禁，立即出发。
政策解封当天，郭益民就冲进县民政局，调档、复印、盖章。能公开的信息并不多：李保良牺牲坐标为谅山方向，具体点位缺失。民政干部劝他“遗骸难寻，不必钻牛角尖”。郭益民摇头：“活着答应的事，必须做完。”
随后，一道红底白字的横幅出现在车站广场：“寻找1979年2月17日在谅山牺牲烈士李保良遗骸”。横幅旁摆着折叠桌，桌上是一壶凉茶和填写表格的钢笔。路人好奇停步，拍照上传网络。短短半个月，全国各地退伍老兵群就开始转发。有人留言“我在河内郊区见过无名烈士墓”，有人发来模糊战地照片。信息如潮水涌来，又如潮水退去，真伪难辨，但每条线索他都不放过。
2010年春天，一张手写信从湖南长沙寄到广东。写信人叫陈建国，自称曾与李保良并肩作战。他在信里回忆：那天炮火最猛时，一枚穿甲弹斜插入战壕，李保良胸前撕开血雾。陈建国背起他冲出火线，可追兵逼近，连长命令就地掩埋。陈建国在乱石旁插了根折断的刺竹，心里默了三秒，转身催泪奔跑。信纸泛黄处，画着手绘地图：一座无名高地，两棵掉皮的老榕，一道弯曲小河。
地图成了钥匙。郭益民请假离厂，自费办签证，理了个越南常见寸头，低调跟团出境。三月初，越北已是湿热天，他穿着旧军裤沿着地图徒步七公里。地方村民对来客保持戒备，山路也被新修工厂切断。找到那片乱石时，刺竹早化作腐朽残枝，地表被雨水冲平。比对地形，他跪下，拨开落叶，手掌触到干燥的红土，像握住久别兄弟的温度。
烈士遗骸无法定位。他取出随身准备的干净帆布袋，轻轻掬起一抔土。双膝跪得泥点斑斑，背后山风呼啸，他低声说了句：“兄弟，回家。”
归途中，边检人员在行李中发现那包泥土，例行询问。郭益民指着烈士证，用不太流利的越语解释：“Đất của chiến hữu， về nhà。”对方沉默片刻，放行。飞机落地南宁，薄雾翻涌，他拎着帆布袋从舷梯上走下，像完成一次迟到的接站。
几个月后，又一个意外消息传来。广西宁明烈士陵园的管理处，在清点无名烈士衣冠冢时，发现一处当年由谅山战场收殓部队集中迁入的碑铭，上写“李保良，1979.2.17”。档案对照无误。原来，1984年中越边境大规模收殓遗骸时，李保良的个人物品——胳膊上的自制布臂章和带血日记——被军收队识别，但因身份核对不全，被列做临时衣冠冢，未能及时通知原部队。
宁明陵园松柏苍劲。2011年清明，郭益民带着那袋越北黄土，站在碑前。他缓缓拆开帆布，倒出细碎砂砾。土粒落地无声，与陵园泥土混为一色。仪仗队礼毕，老兵抬手敬礼，肩膀微微颤抖，却始终没有流泪。曾经的承诺至此兑现：兄弟虽未以血肉之身回乡，可故土已随他一起抵达祖国。
岁月翻篇，而那张折痕累累的烈士证依旧被郭益民妥善收藏，只是再没有每日翻看。厂房里偶尔有人问他当年战事，他多半笑而不答。没人知道，下班路上，他会习惯性摸摸上衣口袋，那里空着，他却仿佛还能触到那抔温热的黄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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