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夏天，那叫一个闷热，蝉在树上叫得人心烦意乱。
对于19岁的贺鹏飞来说，这大概是他这辈子最难熬的一天。
堂堂开国元帅贺龙的独生子，高考落榜了。
更要命的是，分数距离清华大学的录取线，就差那么一丁点。
这事儿要在普通人家，也就是叹口气复读的事，但在老贺家，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贺鹏飞站在父亲的书房里，低着头，那感觉比上刑场还难受。
他最后还是没忍住，哆哆嗦嗦地开了口，意思很明白：爸，您能不能跟清华那边打个招呼？
只要贺龙点个头，这就是一句话的事。
贺老总没说话，吧嗒吧嗒抽着烟斗，那眼神看得贺鹏飞心里直发毛。
过了好半天，贺龙把烟斗一磕，起身整理了下衣领，扔下一句：“行，我这就去清华。”
贺鹏飞心里一块大石头落了地，甚至还有点小激动：老爹终于肯动用那把“尚方宝剑”了。
可他做梦都没想到，这哪里是去走后门，这分明是去给他找罪受的。
贺龙用这一趟“关系”，没给儿子换来那张轻飘飘的录取通知书，而是给他换回了一辈子的硬骨头。
要说贺龙为啥这么“狠”，这事儿得往回倒，倒到1944年的延安。
贺鹏飞这名字，那是背着两条命的重量来的。
那时候贺龙都快五十了，老来得子，那高兴劲儿就别提了。
毛主席、周总理的电话一个接一个，都来道喜。
本来大家想叫孩子“雨生”，因为那天陕北下了场透雨。
但这名字没叫成。
因为有个人不同意。
这人就是贺龙的老搭档、当时的政委关向应。
那时候关向应已经病得不像样了，躺在床上连翻身都费劲。
一听说贺龙有了儿子，这位硬汉强撑着那口气，跟贺龙媳妇薛明说：“咱俩都崇拜岳飞，孩子又是‘学’字辈，就叫鹏飞吧，岳鹏飞。”
这不仅仅是个名字的事。
当时的延安，物资缺得厉害。
中央为了给重病的关向应续命，特批了一份极其珍贵的进口奶粉。
那在当时，跟现在的黄金也差不了多少。
关向应一听孩子生了，死活不肯再喝一口，逼着医生把奶粉全留给小鹏飞。
1946年，关向应走了。
他是把自个儿活命的口粮，从嘴边抠下来，喂大了战友的儿子。
这事儿成了贺龙心里永远的一道坎。
所以贺鹏飞从小听到的教育就一个理儿：你的命是烈士给的，你要是敢成个纨绔子弟，老子第一个饶不了你。
在北京那个圈子里，贺鹏飞那是出了名的“苦行僧”。
有一回踢球腿骨折了，打了厚厚的石膏。
要是搁现在，家长早让在家躺平了，还得好吃好喝伺候着。
可贺龙不干，没躺几天就赶着儿子去上学。
那天早上，贺鹏飞看着院子里停着那辆红旗大轿车，那是国家配给贺龙专用的。
他心里那个痒痒啊，试探着问了一句：“爸，能不能送我一段？”
结果贺龙眼珠子一瞪，当时就火了：“那车是给工作配的，不是给你配的！
腿断了？
腿断了就不能走了？”
这话说得，简直不像是亲爹。
最后怎么着？
堂堂元帅的公子，拖着条断腿，愣是雇了辆街边那种破烂的人力三轮车，一瘸一拐地去上学。
这一幕被不少老战友看见了，都心疼得不行，劝贺龙别太苛刻。
贺龙就一句话：“现在不严，将来就是害了他。”
这种严，那是渗透到骨头缝里的。
他女儿贺晓明，青春期有点驼背，贺龙也不骂，就让每天面壁站立一小时，直到那身板挺得跟小白杨似的。
家里吃饭，桌上掉一粒米，都得捡起来吃了。
孩子们穿的衣服，大多是贺龙那旧军装改的，补丁摞补丁。
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贺鹏飞骨子里是有傲气的。
其实1963年那次高考前，凭他的成绩和身份，完全可以保送去著名的“哈军工”。
那地方当时可是无数人梦寐以求的金饭碗，进去出来就是军官，前途无量。
但贺龙直接给拒了，贺鹏飞自个儿也争气，爷俩憋着一股劲：不走保送，要考就凭真本事考清华。
谁知道，这就玩脱了。
放弃了保送这条稳路，高考又折戟沉沙。
这打击，对于心高气傲的贺鹏飞来说，简直就是毁灭性的。
不然他也不会拉下脸，去求父亲走那个后门。
那天傍晚，贺龙从清华回来了。
贺鹏飞在客厅里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看见父亲进门，赶紧迎上去，眼神里全是期待。
贺龙看着儿子，脸上一点笑模样都没有，也不发火，就淡淡说了一句：“事儿办好了。”
贺鹏飞心里那个狂喜啊，刚想喊爸爸万岁，贺龙下一句话直接给他浇了个透心凉：
“我找了清华的领导，给你联系了清华附中。
你去那复读一年，明年再考。”
那一瞬间，贺鹏飞愣在那儿，脑瓜子嗡嗡的。
搞了半天，所谓的“找关系”，不是把他塞进大学，而是给他找了个“再战”的战场。
贺龙这就是在告诉儿子：路不平，你自己铲；分不够，你自己考。
想搞特殊化？
门儿都没有！
所谓的父爱如山，不是给你铺平道路，而是当你摔倒的时候，逼着你自己爬起来。
贺鹏飞到底是贺龙的种，愣了几秒钟，脸上的失落就变成了羞愧。
他明白父亲的意思：这是给他争取了一个“雪耻”的机会，而不是一个“偷懒”的台阶。
从那以后，清华附中的教室里多了个拼命三郎。
那一年，贺鹏飞跟疯了一样学习，每天睡几个小时，恨不得把书都吃了。
他要把丢掉的分数，一分一分地抢回来；要把失去的尊严，一点一点地挣回来。
1964年，捷报传来。
这一次，没有后门，没有照顾，贺鹏飞凭着实打实的分数，堂堂正正考进了清华大学机械系。
通知书到的那天，向来严肃的贺龙，破天荒地让警卫员多拿了两个菜，还多喝了两杯酒。
这段经历，成了贺鹏飞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淬火。
从清华毕业后，他没躺在父辈的功劳簿上睡大觉。
先是去当工人，后来参军入伍，在部队里从最基层干起。
那时候部队里的人，很多都不知道这个埋头苦干的年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贺老总的儿子。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到了1988年9月，全军恢复军衔制。
44岁的贺鹏飞被授予少将军衔，成了当时最年轻的少将之一。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后来当了海军副司令员。
在这个位子上，他为了中国海军的现代化，特别是航母工程的起步，那是真真正正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那个把瓦良格号（也就是后来的辽宁舰）弄回来的艰难过程里，贺鹏飞在幕后那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做了多少工作，咱们外人都不敢想。
可以说，如果当年贺龙心软了，给儿子走了那个后门，中国也许会多一个平庸的干部子弟，混吃等死一辈子。
但绝不会有后来那位目光长远、实干兴邦的海军将领。
贺龙留给儿子的，不是金山银山，也不是特权捷径，而是一根脊梁。
这根脊梁，撑起了贺鹏飞的一生，也折射出老一辈革命家那种纯粹而厚重的家国情怀。
在这个拼爹的段子满天飞的时代，再回头看这段往事，是不是觉得特别提气？
这，才是真正的高贵。
2001年3月28日，贺鹏飞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5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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