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4月2日,台北荣民总医院,心电图拉成了一条直线。

享誉世界的画坛巨匠张大千走了,终年84岁。

葬礼办得风光无限,可就在律师宣读遗嘱的那一刻,张家那十六个子女和一屋子徒子徒孙,瞬间全懵了。

在那份分得清清楚楚的遗产清单最后,赫然多出来这么一条:将此生最珍视的一幅画,赠予北京的杨宛君。

杨宛君是谁?

没人听过这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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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姨太太,不是那个名噪一时的京剧名伶,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路人甲。

但这幅画的来头可大了去了,是张大千晚年花了大价钱,甚至可以说是动用了“金条战术”才从香港抢回来的。

这哪是留遗嘱啊,这分明是在这帮孝子贤孙的心里埋了一颗深水炸弹。

要搞清楚这事儿,咱们得把日历翻回到1940年代的北京

那时候的张大千,胡子还没现在这么白,正是精力最旺盛、画技最炸裂的时候。

他在中山公园办画展,那真的万人空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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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画的,有真懂行的,也有就是来凑热闹发朋友圈(如果当时有的话)的。

就在一堆人对着一幅山水画瞎吹彩虹屁的时候,有个年轻姑娘站在角落里,冷不丁冒出一句:“这皴法,用的是董源的路子,但好像又掺了点别的。”

这话声音不大,但张大千听见了。

他回头一看,姑娘穿得普普通通,但这眼光简直比X光还毒。

这姑娘就是杨宛君。

她不是什么富家千金,家里也就是个普通书香门第,但那股子灵气,是钱堆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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俩人就这么认识了。

你说这是爱情吗?

真不是。

那时候张大千身边莺莺燕燕不少,但能跟他聊到“墨分五色”这个深度的,没几个。

杨宛君算是他的“画友”,或者是那种灵魂层面能共振的哥们儿。

张大千一高兴,大笔一挥,画了一幅极品山水,落款写得清清楚楚:“赠宛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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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画要是放现在,北京二环一套房那是没跑了。

但在当时,这就是个纯粹的纪念。

可惜啊,好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

1949年是个什么光景大家都知道,那是一道巨大的分水岭。

张大千一张机票飞去了台湾,后来又辗转印度、巴西,最后成了世界级的“东方毕加索”。

而杨宛君呢,留在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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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别,就是三十多年。

接下来的事儿,就有点扎心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内地的日子那是真的苦。

别说搞艺术了,大家都在为了几两棒子面发愁。

杨宛君家道中落,最难的时候,家里能卖的都卖光了。

看着一家老小饿得眼冒金星,她咬着牙,把目光投向了那幅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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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现在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可能会说:“哎呀,大师送的礼物怎么能卖呢?”

但说句实在话,在饿死边缘,情怀这东西,真不如两个馒头实在。

杨宛君是一边哭一边把画交给贩子的。

她甚至还写了一封信,想托人带给张大千,大概意思就是:“实在活不下去了,愧对先生厚爱。”

但这信,就像那时候无数沉入大海的石头一样,根本没机会寄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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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这故事到这儿就该剧终了,典型的悲剧。

可老天爷偏偏爱开玩笑。

70年代,张大千去香港办事。

在个私人藏家的局上,他就像被雷劈了一样——墙上挂着的,正是当年送给杨宛君的那幅画。

那一瞬间,老爷子眼眶直接红了。

他太清楚这幅画意味着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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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画流落到了香港,那说明人在北京肯定遭了大罪了。

那个藏家也是个鬼精,看张大千这反应,立马坐地起价。

那时候张大千虽然有名,但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

可他二话没说,直接报了一个天价。

按照当时的汇率换算,那钱能在香港买下半条街。

身边人都劝他,说这就是你自己的画,何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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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当时就急了,拍着桌子吼:“哪怕是用金条堆,我也要把它带回去!”

画是买回来了,但怎么还给人家?

这时候就尴尬了。

七十年代两岸是个什么状态?

那是老死不相往来。

你敢往北京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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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不是给人家杨宛君找麻烦吗,搞不好还得被扣上个“通敌”的帽子。

这幅画,就这么成了张大千晚年的一块心病,像是卡在喉咙里的一根刺,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他把画带回了台湾,藏在摩耶精舍最隐秘的柜子里。

没事儿的时候,他就一个人拿出来看,看着看着就叹气。

他心里明白,自己这辈子估计是回不去了,但这画,必须得回去。

它不属于这里,它属于那个在寒风中被迫放手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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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立遗嘱的时候,张大千耍了个“心眼”。

这不,1984年,两岸稍微松动了一点点。

张家人也是费了牛劲,通过各种海外关系,终于联系上了北京的杨宛君。

工作人员把画送到杨宛君手里的时候,北京刚好入冬。

这时候的杨宛君,早就不是当年那个眼神清亮的姑娘了,而是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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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着那幅失而复得的画,手抖得像筛糠一样。

她摸着那个落款,眼泪怎么都止不住。

她以为张大千会恨她,恨她把心意给卖了。

结果呢?

人家不仅没恨,还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甚至算计到了死后,都要把画还给她。

这一刻,什么叫“高山流水”,什么叫“过命的交情”,全在这张纸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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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这波操作,真的是把“义气”两个字演绎到了天花板。

这幅画最后也没进博物馆,也没上拍卖会,就安安静静地陪着杨宛君度过了余生。

1987年,杨宛君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多岁,那幅画就挂在她床头,一直陪到了最后。

参考资料:

黄天才,《张大千的后半生》,九州出版社,2014年。

台北故宫博物院编,《张大千的世界》,台北故宫博物院,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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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永翘,《张大千全传》,花城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