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属于是“谜底写在谜面上”,相信很多感兴趣的朋友都思考过这场大会的意义。这场大会从1962年1月11日开始,2月7日结束,差4天就刚好满一个月了。时间如此久的工作会议,无论建国前还是建国后,都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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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更罕见的是这场大会的规模,七千多人参加,而且都不是无名之辈。他们都是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和军队的负责干部。这基本覆盖了整个中国的方方面面。

这是一场关于国民经济的会议,军队干部却参与其中,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此次大会的会议通知中,曾对会议内容和宗旨做以下说明:“今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形势,特别是农业情况,部分地区已经有了显著的好转,但是困难还没有渡过。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间,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观点和作风。

例如分散主义状况,本位主义观点,不讲老实话的作风,在执行国家收购农产品任务上不照顾大局,片面地只顾本地或者只顾农民一头,缺乏朝气,缩手缩脚的畏难情绪,等等。这些观点、作风,又妨碍着困难的克服。

中央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总结经验,统一认识,鼓足干劲,加强纪律性,全党团结一致,一心一德,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使当前的困难较快地克服,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顺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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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这场会议的核心内容是“解决作风问题”。直白点讲,其实是解决思想不统一问题。

七千人会议召开的远因众所周知,是“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失败。这是根本原因,这个失败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会议的近因主要有三,一是既然失败了,该如何在重重困难中进行调整?二是58年中苏交恶以来,该如何应对国际上的压力和众多挑战。第三点,是最复杂、最不好解决的一点,中央要不要做自我批评?许多问题急需中央回答。当时地方出现许多怪话和困惑。

例如61年各地讨论《农业六十条》,各级干部不约而同地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三面红旗”,究竟对不对?邓小平看后说了一句:“我们什么时候总是要回答这个问题的。”

这场会议的召开其实有些匆忙,从决定到召开才两个月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当时本就是农业国家的中国,1961年几乎用全部外汇3亿5千万美金(合14亿人民币)来进口粮食了,其他急需必要的工业物资没进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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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全国征购720亿斤粮食,中央上调60-70亿斤。到9月,中央决定在第四季度从各地上调32亿斤粮食。可是通知发下去,过去一个半月,各地上调到中央的粮食才7亿斤左右。北京、天津、上海三大城市粮食告急,即将出现断粮危机。最后这上调粮食问题,在中央召集各省市自治区负责粮食工作的同志开会无果后,中央便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专门解决这一问题。邓小平、刘少奇先后讲话。

1961年的粮食问题说完,紧接着讲到1962年的粮食上调任务,会场顿时陷入一片沉默。当时提出三个上调方案,120亿斤、150亿斤和180亿斤。最后虽然通过150亿斤这个方案,但相当勉强,能不能落实还是个未知数。

邓小平汇报给毛主席,毛主席听后就说中央要开个县委书记以上干部的“大会”。当时毛主席还说:“我准备在大会上讲话,中央各同志也讲一讲,把会议当作小整风,把大家的思想统一起来。”

到会议后期的1月30日,毛主席在会上发表讲话。老人家讲了六点,全部围绕着“实行民主集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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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穷二白要发展,粮食是最基础的问题。中央为什么不断增加粮食上调数字?还不是因为城市与工业人口越来越多。而国家要发展,这些人是必须要、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