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九月的一个傍晚，钓鱼台国宾馆里灯光如昼，嘉宾云集。酒杯轻碰的脆响此起彼伏，一位中等身材的灰发男子端着高脚杯在人群中穿梭，他叫毛渝南，刚被请来商谈合资通信项目。忽然，一名身姿挺拔的长者拦住去路，低声吐出一句让四周瞬间静下来的话——“你的父亲是杀害我父亲的刽子手”。
毛渝南怔住，他不知道眼前这位神情冷峻的老人是杨拯民，曾任玉门石油会战的指挥者，也是不久前人民日报专题报道的“老石油”。更重要的是，杨拯民的父亲正是西安事变主角之一的杨虎城。
时间向后翻到一九四九年八月。重庆歌乐山上蝉声正盛，蒋介石电令保密局：凡在押“匪党”与“异己”概不留活口，限三日清完名单。局长毛人凤接电后只回了一个字——“准”。此时的他已不再是十年前那个听戴笠差遣的小文书，而是握有生杀大权的特务头子。
戴笠还在世时曾私下评语：“毛人凤心软，难成大器。”谁料飞机失事后，最先补位的就是这位“心软”的同乡。毛人凤上位第一件事，便对军统体系大洗牌，从浙江调来一批死忠，把保密局变成自己的私人机器。
蒋介石之所以倚重他，正因为他够狠。杨虎城被幽禁八年，原本等待政治交易的机会，结果毛人凤建议“干脆连根铲除”。九月六日深夜，松林坡戴公祠灯火通明，几名穿便装的行动队员按毛人凤拟定的顺序动手。先刺死十七岁的杨拯中，再围攻杨虎城。尸体草草掩埋，现场只剩血迹同一股淡淡檀香味。
消息传到延安，正在抗大进修的杨拯民愤懑难平。有人劝他写信控诉，他摇头，说“活着的人得把活干完”。此后二十多年，他几乎没再提起家事，把怒火埋进荒凉的戈壁——玉门老井队不少同事直到退休才知道他姓杨。
再看毛人凤，跟着国民党退守台湾后风光不过几年。蒋经国接管情报系统，他一下被边缘化。五一年起，毛人凤每日占卜问卦，桌子上常摆着《地母经》。五六年查出肝癌，夫妻俩宁信草药，不肯化疗，病情急转直下。同年十月，台北一场秋雨中，他弥留，享年六十八。向影心哭着去找宋美龄，换来“陆军二级上将”追封。
子女们却没被父亲的阴影锁死。最出色的便是毛渝南。美国康奈尔本科、MIT商学院硕士，七十年代回台湾做电信业务，八十年代跟随大陆改革开放的春风在浦东谈项目。多家跨国公司看中他的技术背景和两岸资源，他则想用一条光纤连接曾被隔绝的海峡。
于是出现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杨拯民深吸一口气，补充一句：“我弟弟杨拯中，当时才十七岁。”酒杯里的琥珀色液体轻晃，空气仿佛凝固。毛渝南面露苦涩，放下杯子，声音压得很低：“父辈恩怨，我无力更改，但今后若有我能做的，一定尽力。”
短暂的沉默后，杨拯民仰头把酒饮尽，只留下一句——“好，自此只谈建设，不谈旧账。”说完转身离席。场边几位官员松了口气，议程继续。没有人鼓掌，没有人劝和，嗓子眼里却涌上一股热辣。
冷处理未必代表宽恕，却为后续合作腾出可能。事实证明，两年后上海贝尔正式投产，杨拯民所在的石化部门成了最早应用这套数字交换系统的单位。文件归档时，只标注“技术支持：毛渝南”。
一九九五年至二零零六年，毛渝南相继执掌阿尔卡特朗讯、北电网络的大中华区，二零一七年又短暂担任富士康董事长。身体渐弱，才彻底退出舞台。杨拯民二〇〇四年在北京安静离世，讣告里仍强调他是“西安事变将领杨虎城之子”。
旧案卷宗躺在档案馆里，名字和日期不会改变。那场酒会上，两位老人各退一步，没有人欢呼，也没有人刻意回避。一句“只论前路”说得简单，背后却是三十六年的等待与克制。仇恨不被原谅，却被存放进历史的抽屉，门轻轻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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