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的天津卫，地面上的人和事，都透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火药味。
就在这当口，一件比军阀开战还让老百姓咋舌的事儿炸开了锅。
末代皇帝溥仪的淑妃，文绣，自个儿坐着小汽车跑了，反手就通过律师给溥仪递了张状纸，要离婚。
这可不是两口子吵架闹别扭那么简单。
几千年来，只有皇帝休老婆的，哪有妃子反过来把皇帝给“休”了的？
这事儿一登报，整个天津，乃至全中国都轰动了。
那些还留着辫子、心里念着大清的遗老们，气得直拍大腿，骂这是“祖宗蒙羞”。
可对于穿着短衫、看着新报的普通人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谭里才有的情节。
一个被圈在皇宫里的女人，竟然敢跟“真龙天子”叫板，要把这天大的婚给离了。
一
故事的开头，其实并不算差。
1922年，额尔德特家的姑娘文绣才13岁，照片被送进了还空荡荡的紫禁城。
溥仪那会儿正迷恋西洋玩意儿，骑自行车、戴眼镜，一看照片里这个文文静静、透着股书卷气的女孩，就用笔在上面画了个圈。
原本是要立她为后的，但瑾皇贵妃她们觉得，论家世相貌，还是郭布罗家的婉容更拿得出手。
于是，文绣就成了妃。
刚进宫那会儿，日子还有点新鲜。
溥仪觉得这个淑妃会读书，能聊几句，还特地给她请了英文老师。
两个人有时候会一起在宫里读读书，用英语说几句话，对溥-仪来说，这像是个有趣的学伴。
可这点新鲜劲儿，很快就过去了。
皇后婉容，活泼时髦，会跳舞，会拍照，迅速成了溥仪“现代化”生活的最佳女主角。
他们俩一起出现在各种洋派的场合，骑马打球，形影不离。
而文绣，就像个被忘在角落里的旧摆设。
她住的长春宫，虽然名字好听，但一天到晚冷冷清清。
溥仪和婉容在前头笑语欢声，她就在后宫里一个人对着宫灯发呆。
日子久了，宫里的人都看出来了，皇上不待见这位淑妃。
有时候一个月，溥仪都不会踏进她宫里一步。
一个女人，嫁给了名义上的丈夫，却过着守活寡的日子。
后来文绣自己写下“事帝九年，未蒙一幸”，这几个字，把一个妻子所有的委屈和绝望都写尽了。
精神上的冷落，比打骂还折磨人。
溥仪心情不好，会无缘无故地冲她发脾气。
婉容更是处处挤兑她，仗着自己是皇后，明里暗里地给她难堪。
有一次过年，按规矩，妃子要向帝后朝贺。
文绣去了，溥仪和婉容却故意坐在那里有说有笑，把她晾在一边，让她像个下人一样站了半天。
这种无声的羞辱，一刀一刀，把文绣心里对这个“家”最后一点念想都给割掉了。
二
1924年，冯玉祥带兵进了北京，把溥仪一家子从紫禁城里赶了出来。
他们一行人，最后落脚在天津的日租界，住进了张园，后来又搬到静园。
对溥仪来说，这是奇耻大辱；可对文绣来说，离开那个压抑的皇宫，或许是个喘口气的机会。
但她很快就发现，自己想错了。
到了天津，溥仪对她的态度，简直是变本加厉。
在紫禁城里，好歹还有个“淑妃”的名号和规矩撑着。
到了天津，她就彻底成了一个多余的人。
溥仪和婉容出入舞会、戏院，过着灯红酒绿的“摩登”生活，而文绣，则被死死地关在静园里，连出门都得请示。
溥仪对她的厌恶，已经不加掩饰了。
有一次，文绣实在受不了这种日子，绝望之下，拿了把剪刀往自己小腹上刺。
太监吓得赶紧报告正在外面听戏的溥仪。
溥仪听完，眼皮都没抬一下，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她惯用这伎俩吓唬人，无非是想闹得大家都注意她。
由她去，别扫了我的兴。”
这句话，传到文绣耳朵里，她心里最后一点火星子也灭了。
她明白了，在这个男人眼里，自己的生死，还不如他一场戏重要。
她的存在，只是为了点缀他那个虚幻的“皇帝”身份，是个可有可无的道具。
就在这时，两件事成了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件是，妹妹文珊给她带来了外面的消息，说现在民国有新的《民法》，女人也可以主动提出离婚。
这等于给了她一把法律上的钥匙。
另一件，是溥仪和日本人的关系越走越近。
日本人想扶持他去东北当傀儡皇帝，溥仪被那个“复国梦”迷住了心窍，动了心。
文绣虽然是个女人，但读过书，明事理。
她不止一次地劝溥仪，说日本人靠不住，这是引狼入室，不能当民族的罪人。
可溥仪哪里听得进去，反而觉得她多嘴，大声呵斥她。
个人的屈辱，和对国家前途的担忧，搅在了一起。
文绣看清了，这个男人，不光给不了她一个妻子应得的尊重，还要把整个国家往火坑里推。
离开他，已经不只是为了自己，也是一种道义上的决裂。
一个周密的计划在文绣和妹妹文珊之间悄悄进行。
那天下午，文绣借口出门散心，让太监给溥仪传话。
溥仪不耐烦地同意了。
文绣走出静园大门，坐上了妹妹叫来的小汽车。
车门一关，她长出了一口气。
她知道，从这一刻起，那个叫文绣的皇妃，已经死了。
三
离婚官司打了两个月，最后以溥仪支付五万五千元赡养费了结。
文绣做的第一件事，是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傅玉芳。
一个普普通通的名字，意思是和过去一刀两断。
她拿着这笔钱，本想在北平过安稳日子，甚至还盘算着办个小学。
但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单身女人拿着一笔巨款，太扎眼了。
钱很快被骗光、抢光，日子一下子就艰难起来。
为了活下去，这位曾经的皇妃，彻底放下了身段。
她去糊过纸盒，当过小贩，最后凭着自己还不错的文化功底，在一家报社找了份校对的工作。
每天穿着粗布旗袍，挤在嘈杂的办公室里，对着密密麻麻的稿子，一字一句地看。
工资不高，但每一分钱都是自己挣来的，心里踏实。
一个人的日子虽然清苦，但自由。
后来，经人介绍，她认识了一个叫刘振东的男人。
刘振东是国民党军队里退下来的少校，河南人，为人老实本分，在战场上负过伤，退伍后靠着一点积蓄，开了个小小的车行，管着十几辆拉货的平板车。
他比傅玉芳大不少，经历过风雨，身上有股踏实劲儿，这正是傅玉芳最渴望的。
两个人一聊，很投缘。
1947年夏天，他们在北平简单地办了婚礼，就四桌酒席。
婚后，傅玉芳的生活，才算是真正安定了下来。
刘振东的车行生意不好做，她就找了份工作，去当时的中南坑当清洁工，负责打扫卫生。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拿着扫帚簸箕去扫大街。
很多人都无法想象，曾经的皇妃，竟然干起了扫大街的活儿。
但对傅玉芳来说，这没什么。
婚后很久，她才鼓起勇气跟丈夫坦白了自己的过去。
刘振东听完，半天没说出话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娶回家的这个文静、贤惠的妻子，竟然是曾经的淑妃娘娘。
他没有觉得沾光，反而一把拉住妻子的手，心疼地说：“怪不得你懂那么多事，原来是皇妃。
让你跟着我受苦，扫大街，太委屈你了。”
傅玉芳却笑了，笑得很坦然：“靠自己双手吃饭，有什么委屈的？
现在这个叫傅玉芳的，就是个普通劳动人民。
能跟你安安稳稳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后来公私合营，刘振东的车行交了公，他自己也成了一名清洁工，和妻子成了同事。
他们的生活一直很清贫，住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里。
虽然日子苦，但刘振东对她呵护备至，两口子相敬如宾，感情非常好。
1953年9月，傅玉芳因心肌梗塞在家中病逝，年仅44岁。
临终时，身边只有丈夫刘振东一人。
她一生没有子女，死后，刘振东将她安葬在北京的安定门外。
晚年的刘振东，孤身一人，每当有人问起他这段婚姻，他总是说，自己这辈子最值得骄傲的事，就是娶了傅玉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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