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在得知萨尔浒之战大败后，万历皇帝朱翊钧不仅仰天痛哭。
这一战对于大明王朝而言，绝非是一场普通的军事失利，而是对明王朝来说足以动摇国本的一次毁灭性打击。
在此战之前，明朝虽然已显颓势，但辽东局势仍在可控范围之内。
而在此战之后，明帝国的衰落宛如决堤之水一般，再也不可逆转。
明朝自1368年立国以来，对辽东的经营本有章法，卫所制度也曾让整个大明的边疆固若金汤。
但到了万历朝，因为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卫所士兵大量逃亡，剩下的多是一些老弱残兵，致使辽东防务名存实亡。
反观当时快速崛起的后金政权，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铠甲起兵。
通过赫图阿拉称汗、统一女真各部等一系列操作，整合女真部族力量，建立八旗制度，军事组织高效务实，短短时间内就已成长为明朝在辽东的强劲对手。
万历皇帝早年在张居正的辅佐下，明朝曾迎来 “万历中兴” 的短暂回光。
注：朱翊钧在位的头十五年，国家收入大增，商品经济空前繁荣、科学巨匠迭出、社会风尚呈现出活泼开放的新鲜气息，加上能够解决国防边患的问题，《明史》称为“中外乂安，海内殷阜”，后世称该时期为“万历中兴”。
可张居正去世后，万历逐渐怠政，朝堂党争不断，官僚体系运转失灵。
明朝内部对辽东战略反复拉扯没有定论，主战、主和之争反复拉锯，并且在对后金崛起的应对策略上更是屡屡出现判断失误。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在经过认真准备和精心筹划之后，努尔哈赤在农历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誓师反明，历数明朝对女真的七大罪状，正式对明宣战。
最终，在不得不战的情况之下，万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1619年）二月，朝廷任命杨镐为统帅，集结全国20万精锐，加上叶赫部、朝鲜军队，号称47万兵分四路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可是，杨镐的军事部署犯了兵家大忌：四路大军兵力分散，信息传递全靠驿传，难以做到协同作战；且各路将领之间存在矛盾，如杜松与刘綎素有嫌隙，导致指挥难以统一。
还有一个情况，那就是在四路明军出动之前，明军这边的作战计划已经被努尔哈赤得知。
努尔哈赤在知悉明军行动后，认为明军南北二路道路险阻，路途遥远，不能即至，宜先败其中路之兵，于是决定采取“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集中兵力、逐路击破的作战方针，将6万兵力集结于都城附近，准备迎战。
他先是集中兵力在萨尔浒一带击败杜松的西路军，杜松战死；
接着北上击败马林的北路军，马林仅以身免；
随后又掉头东进，在阿布达里岗设伏斩杀刘綎，击溃东路军；
李如柏的南路军听闻三路皆败，不战而逃。
这一战对于明朝来讲，不仅是兵力上的损失，更是国家战略威慑力的崩塌已经作为东亚宗主国的威望下跌。
比如朝鲜王朝的光海君就在战争结束后立刻派遣使者去后金致谢归还俘虏，从此对后金与明朝采取中立政策。
为了弥补败局，万历终于打破二十年怠政惯例，开始倾尽全国之力驰援辽东。
他下诏抽调九边防务以充实辽东军力，搜刮全国财富以供应辽东军饷，将帝国资源向辽东倾斜。
同时罢免杨镐，启用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并专门对其上疏的所有奏折亲自批复，赋予尚方宝剑与独立决策权，还紧急调拨 300 万两白银补充军费；
除了这些之外，万历还支持熊廷弼实施屯田政策，在辽阳等地开垦 130 万亩良田以保障驻军供给。
而熊廷弼也是不负所托，以 “辽人守辽土” 的策略终于重建了辽东地区的防御体系，暂时稳住了辽阳、沈阳等辽东重镇。
可天不遂人愿，就在辽东局势正在恢复并向好的时候，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
万历皇帝的突然去世，让针对辽东的一些后续政策失去了最有力的支持者。
之后，随着辽阳、沈阳等地相继失守，明王朝在事实上再也无力遏制后金的崛起。
萨尔浒之战让明朝军事力量遭受重创，为了应对辽东战局，明朝不断加征赋税，辽饷成为压垮百姓的最后一根稻草，各地起义风起云涌。
此战也让后金的实力得到检验和提升，努尔哈赤的威望空前高涨，后金从此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开始明目张胆的一步步蚕食明朝疆域。
此战也改变了东北亚的政治格局，后金从地方割据势力升级为明朝主要威胁。
可以说，萨尔浒之战是明帝国由盛转衰的标志性事件，它不仅改变了辽东的战略格局，更在明朝的国运轨迹上刻下了一道难以逆转的向下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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