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敌营之唐生明:在波谲云诡的时代完成不可能的任务，从给红军偷军火的国军团长，到戴笠麾下的“伪装大师”，再到用红酒换情报的高级抗日间谍，最后到策划湖南起义的高级将领，他始终在历史悬崖上跳着轻巧的探戈。
唐生明，号季澧，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于1906年10月10日出生在湖南省东安县的白木町，排行第四，其长兄就是陆军一级上将唐生智。
唐生明少年时，曾在家塾中就读，其性格开放不羁，常导演出恶作剧，戏弄塾师；还经常随长兄唐生智过军旅生活。以后入长沙明德学堂、修业小学读书，后入湖南第一师范的附小高小部读书。唐生明在一师附小毕业后，升入长沙兴中会中学初中部念书，1923年冬季肄业。次年春进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同年秋结业后，进入湘军第三师师长叶开鑫师部任上尉参谋。
1926年3月，广东革命政府派白崇禧、陈铭枢、郭德清为驻唐生智部队的代表，唐生明也被唐生智作为私人代表（人质）派驻广东革命政府。
唐生明进入广东革命政府后，被广东的革命气氛所吸引，向白崇禧提出了入黄埔军校学习的要求。蒋介石闻讯后，欣然同意，要唐生明到政治科学习。唐生明认为陆军是自己的本行，于是以插班生的资格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被编入步兵军官团（团长张治中）七连（连长陈赓）。
同年10月，唐生明在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毕业后，他辗转香港、上海，到达武汉（时武汉已被北伐军攻下）。此时，其兄唐生智已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明在该集团军的学生队担任副总队长。
1926年12月，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成立警卫团，唐生明任警卫二团团长。该团辖有由陈赓特务营改编的第一营，由学生队改编的第二营，由第八军卫士队改编的第三营。
1927年春，唐生明率警卫团随第四集团军北上，参加了在河南的漯河战役。
这年夏天，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唐生明和陈赓等黄埔学生联名发表“讨蒋通电”。
同年秋天，毛泽东准备在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但起义军缺乏武器。陈赓、罗瑞卿、陶铸以黄埔同学的关系，请唐生明支援。唐生明亲自率领警卫团的一个连，由汉口坐火车南下，到浏阳县文家市，送给起义部队“汉阳造”步枪三百余支，子弹近万发。
11月，唐生智东征失败，通电下野。唐生明率领警卫二团随何键第三十五军、叶琪第十二军退驻常德。三十五军西退沉陵后，唐生明率部和叶琪的十二军困守常德，被“西征军”鲁涤平部包围。和桂系早有勾结的叶琪决定投降，接受桂系的改编。在唐生明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下，他的警卫团也被桂系改编为三十五军独立团。
1928年4月，蒋介石发起了“第二次北伐”。前敌总指挥自崇禧将被改编的唐生智旧部调去北方作战，同时将唐生明的独立团编入以叶琪为军长的十二军，采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将唐生明调为十二军第三师副师长，削除他的实际兵权。唐生明愤而脱离部同年秋，蒋介石派人到汉口，邀唐生明去南京，委为自己的待从参谋。
蒋桂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电令唐生明赴九江湖口。唐生明来到蒋介石指挥作战的“楚有”号兵舰上，接受了去桂系部队策动唐生智旧部反戈拥蒋的任务。
唐生明领命后，携带蒋介石交给他的九十万元巨款，来到湖北战场前线，策动了何宣旅、门炳岳旅、罗霖旅、李云杰旅反戈，瓦解了桂系的战线，加速了桂系的失败。
1929年4月，唐生明对侍从参谋一职感到厌倦，便向蒋介石提出下部队任职的要求。蒋介石亲写手令，任命唐生明为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新编第八师一旅副旅长兼二团团长，随同何键的部队入广西“讨伐”桂军。
1931年5月，宁粤合作后，唐生智就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之职，唐生明被任命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1932年秋，经蒋介石特许，唐生明进入中央陆军大学学习，直至1935年秋毕业。毕业后任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谋。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唐生明调任长沙警备副司令。不久，代理司令。这时，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湖南省政府为贯彻蒋介石“坚壁清野”和“焦土抗战”的政策，制定了“火烧长沙”的计划，并交警备司令部执行。
唐生明觉得此事关系到全市人民的生命财产问题，万不得己，决不实施，因而将计划严密封锁。但在1938年春，唐生明与任常德桃源警备司令的鄂悌对调后，酆悌将这个计划翻了出来，并加以部署、实施，因而造成了这年11月12日的“长沙大火”。大火之后，酆悌等三人被枪毙。唐生明知道后，以“福将”自嘲。
常德、桃源一带虽然是一个盛产沙金和桐油、木材的集散地，被一般人称为“金常德”。可是，唐生明觉得这里偏于一隅，既不利于实现自己干一番事业的理想，又不能满足自己生活享受的欲望，因此对这里越来越感到厌倦，想换一个别的工作。
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军统特务沈醉将此情况报告了特务头子戴笠。
1940年春，唐生明便收到了由沈醉转送戴笠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闻兄有倦勤之意，希望先将家务安顿妥当后，即行来渝，因有要事急待当面商议。”唐生明当即复电表示：“如能摆脱此间职务，自当赴渝。”
紧接着，戴笠又连发两封电报，要他速赴重庆。唐生明见戴笠催得这么急，便把家小留在老家，到佳林找唐
生智一起去重庆。当唐生明刚刚住进大哥家中，戴笠随后而至，把他接到自己在曾家岩的别墅。
唐生明急于想了解蒋介石安排自己做什么工作，可戴签故意和他大兜圈子。两天之后，戴笠才以极其慎重的口吻对唐生明说：“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特殊任务，校长（蒋介石）同我讲过好几次，只有你能够担任。因为我们在上海和南京的组织绝大部分被敌人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工作，校长认为比任何地方都重要，但又不容易找一个很适当的人。后来还是校长提出了你，认为你最适宜。”
唐生明这时才明白，叫他去敌后“工作”。戴笠马上给唐生明戴“高帽子”，说：“这真不简单，像领袖一天到晚这么忙，还能想到你！”“校长说你很能干。他在谈到你的时候，还特别说过，过去武汉讨伐桂系时，你曾拖来过不少的桂系部队，出过不小的力。”“校长对你一直是很重视”。这一番话，也确实使唐生明有点飘飘然了。
但唐生明心里很矛盾。一方面觉得能够再去上海，比起后方在生活享受方面的确要舒适得多；另一方面又觉得，这是一次冒险，甚至可能送掉性命。他很清楚，和汉奸打交道倒不足虑，他们中许多人曾和自己有交往，可自己与日本人一向无往来，要是在日本人面前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和去沪动机，不掉头才怪呢！
基于这个考虑，他不敢马上承担这个任务，犹豫了三四天，没有明确答复戴笠。
戴笠见唐生明担心危险，就天天缠着他，一再说：“我前前后后都为你设想过，你去绝对没有任何危险。因为你不像别人，以你的身份可以公开去，大大方方地与他们往来，一定会受到他们的欢迎。至于对日本人方面，只要自己多加小心，决不会出任何问题。”
最后，戴笠甚至拿他的“良心”和过去的交情作保证，唐生明不得不同意接受这一任务。
唐生明是很机灵的，他深知军统是一个很严格的特务组织，纪律制裁很残暴，戴笠曾多次拉他加入军统，都被他推脱。这次，他怕戴笠趁此机会把他拉进军统，受到军统组织的约束。因此，在接受这个任务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只愿意以朋友的身份为军统去工作，决不做戴笠的部下。
他对戴说：“如果我当了你的部下，对我们都没有好处，你再没有一个像我这样的朋友可以说真心话；保持朋友！关系，彼此都方便得多。”
戴笠见唐生明愿去，就高兴地接受了唐生明的条件，说：“只要你肯去，我们之间可以一直保持和过去一样的朋友关系。我在上海和南京的两个区的组织，你也可以指挥，但不一定要你直接领导。你这个意见很好，我全部同意。因为你去的任务不同，不必经常和他们往来，这样可以减少你的麻烦，也可以避免出危险，不过我在那些地方工作的人，你都得多照顾他们。”
第二天上午，戴笠亲自送唐生明去上清寺见蒋介石。蒋介石一见唐生明，表现出异常亲切和高兴的样子，开口就夸奖他：“你很好！”对唐生明到重庆后的生活问长问短。又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了你码？这个任务只有你合适。”
唐生明答道：“我去是不是相宜，请校长再多考虑一下。”蒋介石见唐生明还有怕完不成“任务”的顾虑，便严肃起来:“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决定了派你去。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和戴签去商量一下。”
唐生明听到这命令似的话，便知道去上海这条道是再也无法改变了，但他想到爱子如命的年迈母亲和一贯关心自己的大哥（唐生智），便说：“我还想要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
没等他说完，蒋介石便抢着说：“孟潇（唐生智字）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最后，蒋介石又说：“戴笠说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详细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
此时，唐生明只有死心塌地去上海了。
唐生明在和蒋介石见面后的第三天，便受蒋介石的邀请，到蒋的官邸吃饭。饭后，蒋介石又把他和宋美龄的合照，签上“唐老伯母惠存，蒋中正、宋美龄，×年×月×日”字，请唐生明带给唐母，并批给唐生明一万元特别费。
戴笠代蒋介石向唐生明布置的具体任务是：以不满于大后方的艰苦生活为借口，公开地到上海住家；运用过去的人事关系公开和汉奸们往来，等取得他们的信任之后，再逐步去进行有计划的活动。
主要活动是：运用过去的关系，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不使之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出来；相机与投降日、伪的大小汉奸进行联络，转达蒋介石的“宽
大政策”和对他们的关心；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江南一带新四军的发展，随时予以打击，尽力帮助军统领导下的在那一带活动的“忠义救国军”。
领受任务后，唐生明和戴笠研究了打开上海、南京工作局面的措施。戴笠决定不运用军统特务的关系，而叫唐生明凭过去的人事关系打开一个新局面，以避免日本人对唐的注意。
首先，他们派出戴笠的女朋友张素贞（军统特务，原来也是唐生明夫人的
私人秘书）打头阵，叫她先去上海制造“唐生明过不惯后方生活，苦闷得很，准备把全家都搬到上海去住，什么都不想再干”的舆论；叫她找到唐生明多年的老友、上海几个大赌场的老板、与不少大汉奸有往来且各方面都能吃得开的潘三省联系，以图通过潘三省和其他汉奸取得联系。
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唐生明带着家小，在张素贞的陪同下，辗转香港，于中秋那天乘搭“虎脱总统”号邮船去上海。到上海时，潘三省将唐生明全家安顿在开纳路的自己家中。当天，唐生明便结识了汪伪特工总部部长李士群。这是潘三省设宴为唐生明洗尘时，特意邀李士群来作陪的。
虽说唐、李一见如故，谈得很投机，但是，李士群既然号称汪精卫的“戴笠”，为人阴险狡诈，对来自重庆的国民党中将唐生明自然不会轻易相信，他以种种办法刺探唐生明来沪的真实目的。
第二天，李士群便设宴为唐生明“接风”。酒筵上，李士群把他那一套搜捕共产党和国民党留在上海等地的地下工作人员的手段向唐生明吹嘘，妄图在心理上给唐生明施加压力，趁机观察唐生明的反应。可唐生明早有准备，故意表示对这些不感兴趣，再
三说明自己是到上海来住家的，决不想再从事于政治方面的活动。
李士群见唐生明非一般手段对付得了的，便抽出时间整天陪唐生明玩。一天，在酒宴上，李士群殷情劝酒，打算将唐生明灌醉后，从其口里掏出真话来。唐生明将计就计，假装醉酒，故意说着假话，使李士群的阴谋又一次失败。
一着不成，再来一着。有一天，李士群趁和唐生明单独在一起的时候，突然对唐生明说：“我对你的一切情况都很清楚，希望你能成为我的好朋友，在工作上多帮助我。”唐生明当即看出了他要的手腕，肯定李不了解自己的情况，便不正面答复他，满不在乎地把话题扯到别的方面去。这样，又一次使李士群的目的落了空。
汪精卫接到李士群关于唐生明来沪的报告后，便邀请唐生明到伪首都南京去。唐生明心里非常高兴，而表面上却装出很为难的样子，故意拖了一两天不愿动身，再次表明自己不想再从事政治活动，不打算去南京。李士群可急了，一再催促：“做不做事是一回事，看看老朋友总是应该的。”唐生明见目的达到了，于9月底去南京。到达南京后，他便以朋友和湖南同乡的关系，结识了伪政府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秘书长周佛海。
经周佛海又结识了一大批大汉奸的“老朋新友”，如陈公博、叶蓬、梅思平、岑德广、罗君强、丁默等人和他们的老婆，这为他在宁、沪完成特殊任务打开了局面。
第二天，在赴汪精卫的宴会时，唐生明又经历了一场“危机”。在宴会上，汪精卫对唐生明说：“你来了很好！希望你们这些搞军事的黄埔同学多来一些，将来我们自己可以建立军队”。接着，又向唐生明吹嘘那一套“和平反共建国”的谬论。
当汪饮了几杯白兰地之后，带着几分醉意对唐生明说：“我得到报告，你与戴笠的私交好得很。你这次来南京，是不是打算来杀我?”一面说，一面拍着胸膛，朝唐生明走了过来。
汪精卫突如其来的这一着，使唐生明吃了一惊，便急不择言地回答：“杀鸡焉用牛刀！”这时，满座的人都紧张起来。唐生明被坐在身边的叶蓬拉了一下衣袖，才醒悟到自己失言了，连忙说：“我不是不怕死的人，我一家大
小都带来了，我怎么会干这种事呢。”
李士群也忙站起来为他解释。唐生明又趁机毫不掩饰地承认自己与戴笠是要好的朋友，但又说：“我从来没有替他做过任何工作。像我这种人，什么都不想干，哪会去当特务？”
汪精卫这才慢慢地恢复正常，在笑声和干杯声中，两人像刚来时那样亲热。汪还叫周佛海送唐生明一辆新式轿车。
可是，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却不肯轻易放过唐生明，她派人把唐生明夫妇又接到家中，仔仔细细地盘问了一番，想从中找出些破绽。幸亏唐生明夫妇来南京之前，就前前后后准备了一番应酬的话。这次，他们领教了陈璧君的厉害。从此对这个女人提高
了警惕。
10月1日，宁沪的敌伪报纸都在第一版以最显著的位置，预登了“唐生明将军来京参加和平运动，即将被任军事委员要席”的新闻。唐生明这才稍松了一口气，公开受审问盘查的阶段总算过
去了。4日，唐生明被汪伪国民政府委任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而这时，重庆方面便来了一次假戏真做的把戏。他们借用唐生明之兄唐生智的名义，从10日起，连续十天，在重庆《中央日报》等大报头版，用特大号字刊出“唐生智启事”。全文是：“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
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
公开的盘问审查虽然过去了，但敌伪方面的暗中监视仍在进行，汪精卫并不委唐生明以实际工作。唐生明明白这一点，也就暂时做“尺蠖之蛰”，多与汉奸们在玩乐方面周旋。
过了一段，汪精卫见唐生明并没有可疑的活动，便决定把唐生明拉下水去，任命唐生明为伪清乡委员会军务处处长。这个伪清乡委员会不仅要消灭江南一带的新四军，而且要消灭军统领导下的忠义救国军。汪精卫叫唐生明担任这个工作，就是叫唐生明既打新四军，又打忠义救国军；既得罪共产党，又得罪蒋介石，使唐生明不得不死心地跟其走。
唐生明向蒋介石密电请示的结果：此项工作非干不可。既要消灭新四军，又要保护忠义救国军，还要使其能够扩大和发展。这对唐生明来说，既要取信汪伪，又要完成蒋介石的任务，是比公开受盘问审查更危险的举动。
1941年7月，唐生明怀着复杂的心情，只好随清乡办事处处长李士群一起，将家搬到了苏州。为完成这特殊的“任务”，他一改喜欢玩乐的特点，全力坐镇苏州，指挥“清乡”。他为了“取信”
汪伪，不得不帮助汪精卫整训伪军。同时，借机把一些被伪军俘虏的忠义救国军的特务分子安插在伪军中。
他遵照戴笠的指示，把重庆派在这一带活动的军统特务得到的关于新四军及游击队的情报转送给日本人和李士群。为了完成蒋、戴交给的“特殊任务”，他又和活动在这一带的忠义救国军的阮亚丞、郭墨涛两个纵队取得了联系，每当日军、伪军出动“清剿”，便将情报转送给阮、郭两部，并告诉他们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免受损失。
但使他大惑不解的是，送出去的情报，新四军也能知道内容，往往造成日、伪军扑空。
唐生明虽然小心应付，但还是经常遇“险”。这年9月，汪精卫见日军驻南京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视察苏州实验区，很重视该区“清乡”的“成绩”，也步其后尘，来该区视察。唐生明得知随汪同来的日本军事顾问，军衔比自己低几级，可自己是检阅部队的总指挥官，按规定要向检阅者敬礼。他觉得堂堂的中华中将向低几级的日本军官敬礼，是奇耻大辱，在检阅那天，便弄来一副上校领章缀上。
检阅后，他把几个月所受日本人的闷气向汪精卫发泄出来，希望得到同情，诱汪也把对日本人不满的话说出来，以便趁机了解日伪之间的矛盾，为实现蒋介石的渝、宁两个国民党政府由秘密合作到公开合作的愿望而铺平道路。
可结果却相反，他受到了汪精卫的一通教训。这使唐生明大吃一惊，他原想汪精卫投日，只不过是汪、蒋之间的权力之争，没想到汪却死心踏地
甘愿当日本人的奴才。从此他在汪精卫面前再也不谈日本人的事了。
不久，唐生明又差一点“翻了船”。有一天，几个日本兵调戏中国妇女，旁边的几个伪军实在看不过意，就来劝解，想不到枪走火，击穿了一个日本兵的手掌。那几个日本兵闹得天翻地覆，杀死那个伪军还不算，几个日本军官还气势汹汹地吵到清乡办事处来。唐生明不得不出面与他们周旋，但无论怎样说都不行，日本军官一定要唐生明向他们赔礼道歉。
唐生明实在忍无可忍，正要发脾气，翻译一再劝他要忍耐，否则就要吃眼前亏。唐生明只好极力忍住性子，但在道歉时，实在忍不了，一面装笑脸，一面把几个日本军官的祖宗三代都骂了。好在这几个日本军官没带翻译，听不懂，唐的翻译用一些“道歉”之类的话哄骗了一番，日本人才走了。
在“清乡”这段日子里，唐生明不知哭过多少次，曾几次打电报到重庆，坚决请求不再干了。可戴笠的回电总是勉励和安慰他，叫他以“国家为重”，说什么“胜利在望”；还特别提醒唐生明“不要忘记领袖所寄托的重任”等等。
为了完成“使命”，他不得不和日、伪周旋，消极应付，希望早点“胜利”。
1942年冬天，军统局上海区的组织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所破获，区长陈恭澍也被逮捕。李士群从军统上海区的一些秘密电文中，发现了一个电报稿，内容是向重庆建议，希望以后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的日军官兵，因为这种作法完全是得不偿失。电文中特别举出了当时军统在上海愚园路附近暗杀了几个日本宪兵后，日军立即对这个区进行了严密的封锁，逐户搜捕可疑人员，使得成千居民遭到牵累；日军还杀死了几十个无辜人民来作报复。因此，沦陷区的人民既恨“日伪”，也埋怨和不满重庆政府。
李士群对这个电报稿非常重视，经仔细研究，认为完全不像上海区特务的口吻，而像唐生明的口吻。李士群确认这个电报稿是唐生明发的后，十分恼怒，当天晚上，便打电话要唐生明夫妻连夜赶到上海。唐生明觉得事很突然，一定发生了什么问题。
天刚亮，唐生明乘火车抵达上海。李士群派他的亲信爪牙傅也久把唐生明挟送到杀人魔窟——七十六号特工总部。一进门，唐生明就看见特务在审问他的助手张素贞，他虽然内心很急，但表面仍若无其事，和平日一样同李开玩笑。可是，李士群劈头便问唐生明和陈恭澍的关系。
唐生明还是说他和戴笠是朋友，李士群这次却不再相信，叫人把陈恭澎带来和唐生明对证，只要陈恭澍承认唐生明与其的关系，李士群就有理由扣押唐生明夫妇了。
唐生明此时只好听天由命了。他一语不发，听凭李士群盘问陈恭澍。还好，陈恭澍没承认与唐生明的关系。李士群还是不放过，用诱劝的口吻对唐生明说：“有关系也不要紧，我可以负责，没有问题，只希望不要避开我，把我也当成要好的朋友，有什么事先同我谈谈。”
唐生明知道，在这个特务面前，只有碰硬，软的那一套是不会引起他同情的，便硬梆梆地说：“你杀了我，我也
承认同戴笠是朋友！”这样一来，李士群反而认为唐生明说了真话，因为从那个电报的口吻上也可以看出只是朋友的性质。同时，唐生明与重庆联系用的化名很多，有几个电台可以为他发报，唐生明很少利用陈恭澍的电台。尽管李士群总想从中还能搜查出其他线索来，都一无所获。李士群秉承汪精卫的旨意，将唐生明夫妇押往南京。
唐生明刚被押到南京下关，几个日本参谋就从李士群手里把他“夺”走了。原来，日寇在李士群的七十六号特工总部派有便衣宪兵一个班，凡汪伪特务的行动必须有日寇宪兵随行。唐生明被扣押后，日寇宪兵便报告了驻南京派遣军总部。那几个参谋是奉总司令畑俊六的命令来抢夺唐生明的。
这时，唐生明心里非常难过，认为此去凶多吉少，生死难卜。可日本人并没有为难唐生明，而是热情地接待了他。都甲大佐对唐生明说：“我们很久一直找不到与蒋介石阁下有关系的人商谈，今天找到了你，我们非常高兴，所以特别请你来谈谈。”接着，他惋惜地说，你来南京，我们没有能早知道。不然，早就尽力支持你的工作。还要唐生明把和重庆联系的电台保留下来，由他们负责保护；还说南京政府决不敢为难唐生明，一切有他们作主，要是没有专用电台，还可以快点建立起来。
这番话出于唐生明的意料之外，他立刻告诚自己，千万别上当，所以一直不作正面回答。日本人见唐生明很疑惧，便陪唐生明去见总参谋长河边正三中将。河边坦率地告诉唐生明：“我们因为找不出办法，才拉汪精卫出来。希望通过你能和蒋介石阁下直接商谈中日合作方式，请你从中协助我们早点完成这个任务。”
唐生明这才明白了日寇的用意，即叫自己作蒋日合作的“桥梁”。心里很快轻松起来。他清楚，和日本人打交道很难，他们只讲利害不讲交情，稍不合意，便反脸无情，随时可以杀害他。因此，他决定在当时情况下，既不否认与蒋介石的关系，又不立刻承认这种关系，答复河边说：“我对重庆方面认识的朋友的确很多，我愿意和你们先研究一下，再去同他们商量，看他们的态度如何再说。”
河边等人见有点希望，也就没有勉强要唐生明作明确的答复。作出今后派人同他联系的决定后，将他放了回来。
这时，戴笠向唐生明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叫唐生明先以个人名义与日方往来，多与之周旋。对日方提出的一切问题，不要先作具体答复，随时向重庆报告。特别要注意，不要先承认自己是代表什么人，但无论如何一定要好好保持这一关系，不能中断。
其实，唐生明也非常清楚：“这是蒋介石一贯爱玩弄的手法。明明是他亲自派我去，而却不要我用他的名义与日寇往来。将来事情弄得好，自然没有问题；万一出了毛病，或给各方面发觉，加以责难反对，要影响到他的利益时，他便可以一切推卸到我的身上，这是我个人的行动，他不但可以不负责，而且可以振振有词地公开惩办我。”
想到这些，他决定为自己留条后路，当日寇派人来联络时，总是推说重庆方面在研究。日寇也“体谅”蒋介石的“难处”，虽催而不紧。同时，重庆方面也听从唐生明的建议，没有再在上海、南京等地暗杀日本人，这一点使日寇很满意。于是日军派了一个叫松井的大尉，到唐生明家中，担任联络和保护的责任。唐生明的“重庆代表”身份也就慢慢地公开了。
1944年秋，日寇攻陷了湖南。日军要唐生明担任伪湖南省省长，把湖南作为日伪与蒋介石之间的缓冲地带。蒋介石也非常赞生明任职，而汪精卫则希望借此顺水推舟，把唐生明拉水。唐生明看到那些汉奸省长、部长被日本人控制，自己毫无权力，完全当傀儡的情况，担心落得个“遗臭万年”的下场，便借故推辞。他对日本人说，自己如果当了省长，与日军总部的联络不方便。日本人觉得有道理，蒋介石也不舍得放弃这一关系，于是就答应了唐生明的要求。就这样，唐生明靠这种关系，坚持到抗战的胜利。
唐生明在宁沪期间，把不少汉奸拉过来为重庆方面卖力。他刚到上海时，周佛海就向他打听从湖南到上海的路线。唐生明从中了解到周的母亲和岳父此时尚在湖南老家，便立刻向重庆报告，并建议拉周最好的办法是从他母亲和岳父方面下手。
戴笠听从唐生明的意见，派人把周的母亲及岳父接到贵州息烽县软禁起来。此事发生后，周心里十分难过，他明知这是蒋介石干的，在接见记者时却说：“我相信这不是重庆当局直接干的，一定是地方无知者所为，相信不久可以脱险。”
唐生明见周佛海不仅不公开责备重庆的卑劣作法，反而替他们掩饰，便把这一情况报告重庆。当他知道周佛海事母最孝，为母被扣苦闷已极，认为此时拉周大有希望，又向重庆作了报告。接着便是周母逝世，戴笠演出了为周母披麻戴孝跪灵的闹剧，使周佛海十分感动，从此为重庆政府卖力。
经唐生明拉过的人，还有汪伪的陆军部长、后任伪湖北省长的叶蓬，汪伪的第二号人物陈公博等；至于小汉奸就更多了。
对那些死心踏地当日寇走狗的汉奸，唐生明就遵照重庆方面的指示，千方百计地剪除。
李士群是戴笠指示唐生明要拉过来的主要对象之一，唐生明也在他身上花了很大气力。可是李士群甘心附逆，不肯与重庆发生关系。1943年1月，李士群除当特工总部部长外，还兼任伪江苏省省长、江苏保安司令、省党务办事处主任，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志得气盛。
这年夏天，蒋介石请美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到中国开辟第二战场，他认为李士群不肯听从指挥，是一个大障碍。于是，戴笠向唐生明提出杀李的
问题。唐生明经过仔细思考，定出了上、中、下三策供戴笠选择。上策是利用日寇和李的矛盾去杀害他，既可以不露一点痕迹，也没有人敢找麻烦，而且可以给那些死心踏地跟日本人走的汉奸一个最好的教训，这对于以后拉拢汉好就更加有利；中策是
利用李和汉奸之间的内讧来除掉他，这样可以避免对唐的嫌疑，而且可以挑起他们之间一场仇杀；下策是派军统特务狙击，但由于唐生明随时知道李的动向，可能使汉奸们怀疑到唐的身上，且李的部下会对军统进行报复，彼此杀来杀去。
戴笠考虑唐生明的处境，便将此事交给周佛海。周佛海主动请唐生明出主意。他们一起研究了行动计划。之后，周佛海利用李士群与上海日本宪兵队特高科长冈村的矛盾，借冈村之手毒死了李士群。
唐生明运用各种关系，特别是与日本人拉上关系后，利用日本人营救被日伪逮捕的军统特务和留在宁、汉的国民党官员。
1943年夏天，国民党留在上海的前社会局局长吴开先被捕。吴被捕后，汪伪准备请吴出任社会部部长或中央党部其他重要职务。吴答应考虑这个问题，不过汪等又考虑到另一个重要的任务准备请吴担任，所以将吴暂时安排居在上海的唐生明家。
唐生明从汪伪一些主要头目中，了解到汪伪和日本人的目的，是希望吴开先回到重庆，向蒋介石进言，投日“剿共”。唐生明便将这一情况向重庆报告。趁重庆还在研究吴开先问题的时候，唐生明便试探吴对去留的态度。
当时，吴的思想矛盾重重，他想在汪伪政权中做官，又怕抗战后落个臭名声；想一面在汪伪政府中当官，一面和重庆保持联系，但担心在被捕后投降这一点上说不清楚；他有偷偷溜回去的想法，可没有这样的胆量和决心，害怕回去后得不到谅解，会受到处分。最终，他还是想去南京。
唐生明加以力劝，告诉他无论如何不能作去南京的打算。就在吴犹像不决的时候，蒋介石来电指示：同意日本人送吴回去；吴不得在南京任伪职；
吴回重庆后，对他的职务将有很妥当的安排，不必有所顾虑。
当唐生明将电报拿给吴看后，吴才死了去南京当部长这条心。唐生明找到李士群，说吴开先留在南京作用不大，还是按照日本方面的希望，送他回去进行活动，有利于促使重庆早日停止抗战。见李士群的答复不是很直爽，唐生明又找到汪精卫的最高军事顾问影佐，提出让吴回重庆的问题，并告诉影佐，重庆方面已同意吴回去。影佐十分高兴，认为重庆方面能接受日本派吴回去，这种表示是很好的，而且是有了些诚意。1944年初，吴开先经广州湾到重庆。
同在这年，唐生明还利用关系，为美国搞到了一件十分重要的情报。当时，上海驻有一个日本海军省的嘱托（帮办一类的职务），名叫古川。此人的兄弟原当过唐生明的长兄唐生智的翻译，和唐生明关系亲密。一天，古川请唐生明吃饭，唐和他谈起了
美、日海军作战的问题。古川乘着酒意，说：“日本海军不久必能突破美国主力，给以沉重打击，可以扭转战局。”
唐生明敏感地发觉对方话中有话，便故意用怀疑的口吻进一步追问他，有几分把握？古川又连干几杯之后，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他刚从日本海军某重要负责人方面得来的消息，说日本海军正把所有能作战的舰队集结在琉球群岛附近，准备乘美国不意，给以一次突然袭击，重演一次珍珠港式的事件，给美国舰队以致命的打击。
重庆方面接到唐生明这一情报后，立刻送给中美合作所，再由美国特务转给美国海军方面。美国海军这时正为搜索不到日本舰队的下落而着急，所以很重视这一情报。查实之后，趁日本舰队尚未准备妥当，先发动攻势，结果日本海军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被击沉击伤一百多艘军舰，溃不成军。
由于这一胜利，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由准将晋升为少将。美军海军部正式备函向戴笠表示谢意，并准备帮助戴笠建立中国海军。
抗战胜利后，梅乐斯到上海，专程向唐生明致以谢意，并说这是中美合作过程中最突出的一项成绩。
抗战胜利时，唐生明受周佛海之请（时周佛海已被戴笠任命为军委会上海行动总队长），直接调附近的忠义救国军陈默、阮亚丞、郭履洲、毛森等几个总队抢占上海，同时请戴笠补发命令。
这之后，唐生明受戴笠之请，整训忠义救国军。
1946年2月21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第二天便召见了唐生明。一见面，便连夸唐生明“你很好，你很好！”赞扬他的工作“成绩”不错，并发给唐生明特别费二百万元（蒋介石发给整个上海市警察局只有一百万元）。
戴笠摔死后，唐生明见蒋介石把那些有功于蒋的汉奸一个个杀掉，觉得自己了解蒋和日寇勾搭的丑事太具体，怕蒋介石翻脸无情，便要求国民政府取消过去对他的通缉令。后来查来查去，没有通缉令的案卷，仅有《中央日报》刊登的“唐生智启事”。国民
政府只得发布一道命令，公布“前段假通缉应予以取消”。
1946年底，唐生明被任命为国防部中将部员。他见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一意孤行，大打内战，并且经过上海、南京那番“特殊使命“的历险，对蒋介石有了新的认识。他觉得蒋介石的统治不得人心，必然灭亡，加之在“特殊使命”的后期，结识了中共上海地下
党的负责人，思想有了新的飞跃，走上了与人民和共产党靠拢的道路。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奔走于国民党军政上层，参加和平民主运动。
1948年，蒋介石当上了总统，便调唐生明为总统府中将参军。这一年，被国民党军界称为“四平街勇将”的陈明仁得到蒋介石青天白日勋章后，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可不久，遭到陈诚排
挤，落得撤职查办的下场。唐生明力劝陈明仁放弃自杀的念头和到胡宗南部任参谋长的打算，并商讨了陈回湖南打进白崇禧部任职的办法。唐生明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策动陈明仁起义。
经过一番活动后，白崇禧发表陈明仁为华中“剿总”副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第七十一军军长，后又升任第一兵团司令。不久，陈明仁又以到湖南扩军的名义，率部移驻湖南，为长沙和平起义走好了关健一步棋——使起义将领掌握了实力，摆脱了白崇禧的控制。
陈明仁回到湖南后，希望唐生明当他的第一兵团副司令，唐生明说：“你起义我就当你的副司令，没有起义前我不能干。”
1949年春，就在湖南和平起义准备工作进入高度紧张阶段的时候，唐生明受中共上海地下党潘汉年的委托和应陈明仁的几次电邀，借到台湾安排家属为名，从上海辗转台湾，经香港回到湖南，以经商为掩护，协助陈明仁的起义工作。
唐生明回到湖南后，见当时第一兵团的参谋长文于一跟自己的关系不密切，不好调遣，对起义的部署不利，于是通过陈明仁，将文于一调任第七十九军副军长。7月底，推荐了自己熟悉的黄克虎担任代理参谋长，从而使他自己深入了起义指挥的中枢。
当时，湖南和平起义的活动也被军统特务、长沙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健钧所察觉。毛健钧准备暗杀五十多名和平起义的领导人。唐生明从军统特务内部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通知黄克虎将毛健钧扣押，并嘱咐兵第十团团长姜和瀛派便衣暗中保护起义领导人。
白崇禧被迫由长沙南逃衡阳前夕，曾命令陈明仁炸毁长沙市以北的捞刀河大桥，以阻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击。唐生明与陈明仁、黄克虎三人商定：为瞒住起义意图，麻痹白崇禧，让黄克虎以代理参谋长的身份，面令驻长沙独立工兵营营长，在桥下埋
下炸药，作出准备炸桥的姿态，但规定没有兵团司令陈明仁的命令，绝不准轻举妄动，如有意外事故发生，唯该营长是问。这样，使这座大桥保存下来，保证了解放军进军的速度。
唐生明还和陈明仁、黄克虎商议，把来到长沙刚上任的“湘鄂赣边区剿匪总指挥”傅正模扣押起来，促成了健正模的起义。
长沙起义时，唐生明是湖南方面和平谈判团五人成员之一，和金明同志（解放军首席代表）在协议上签字，被金明称为“痛快的人”。长沙起义后，他担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
1949年冬，唐生明去香港经商，对两航起义做了一定的促进工作。1956年，他回到北京，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毛泽东主席批给唐生明四万元安家费。从1957年起，唐生明连任二、三、四、六届政协常委。1979年，唐生明奔波于港澳大陆之间，为开展对外贸易和推动祖国统一贡献自己的力量。
唐生明晚年最爱说：“我这一生，七分真三分假，连自己都分不清哪场是戏。”
从给红军偷军火的国军团长，到戴笠麾下的“伪装大师”，再到用红酒换情报的高级抗日间谍，最后到策划湖南起义的高级将领，他始终在历史悬崖上跳着轻巧的探戈。
但正是这种亦正亦邪的混沌，让他在波谲云诡的时代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用纨绔的外表包裹忠魂，把整个敌营变成舞台。
1987年10月24日，唐生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其精彩传奇的一生画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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