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那个夜晚，北大营方向传来沉闷的爆炸声，柳条湖铁路被炸毁了。此刻沈阳市公安局三楼办公室的灯光依然亮着。黄显声站在窗前，手里用力捏着一份刚送来的紧急报告！
此时电话铃突然响起，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急电：“日军行动，系局部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
“局部事件？”黄显声放下电话走到墙上的沈阳市地图前。他的目光扫过标注着日本租界、南满铁路附属地和关东军驻地的红色标记，这些标记几乎包围了整个沈阳城。他明白这绝对不可能是“局部事件”。
窗外传来零星的枪声，越来越密。他转身对副官说：“通知各分局局长，立即到总局召开紧急会议。”
9月19日凌晨两点，沈阳市公安局会议室里烟雾弥漫，气氛凝重。长长的会议桌旁，坐着23位警官。他们个个神情严肃，目光齐刷刷地投向站在前方的警务处长黄显声。
这些警官里，许多人从小在沈阳长大，一待就是几十年：他们的父母妻儿在这里生活，祖祖辈辈都安葬在这片土地，所有的牵挂和回忆，都和这座城紧紧连在一起。
黄显声站起身说道：“诸位同僚，东北军主力已奉命不抵抗，市政官员多数撤离。现在守卫沈阳的责任，落在我们警察肩上。”
他停顿了一下，然后环视在座的每一张脸：“我决定违抗上峰指令，武装抵抗日军侵略。有不愿留下的现在可以离开，我绝不追究。”
会议室陷入沉寂。第一个站起来的是北市场分局局长张凤岐，这位满族汉子操着一口地道的沈阳话：“黄处长，我张家三代住在沈阳城，我爷爷的骨灰还埋在昭陵边上。
日本人要占我的家，除非从我尸体上踏过去！”“算我一个！”“我也不走！”声音接连响起。没有一个人离开。
黄显声的眼眶微微发红，他深吸一口气：“好！从现在起，我们不再是普通警察，我们是这座城的最后防线！”
会议迅速转化为了作战部署。黄显声的命令非常果断：立即打开军械库，分发全部库存枪支弹药箱，在主要街道构筑街垒，重点防御市政府、银行、电台等关键设施。
组织市民撤离危险区域，征用城内粮店储备，所有警察右臂绑白色布条！
凌晨4点，警察们开始行动。这个夜晚沈阳城有非常多令人心碎的场景：东北军第七旅的士兵们含泪撤离北大营，省政府官员携带家眷仓皇出城，商人们疯狂抢购车票逃离。
但在警察局和各分局，却是另一番景象：2000名警察正在默默准备一场必败的战斗。
9月19日清晨6点，天色微明。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在四辆装甲车掩护下，沿着奉天驿至市政府的路线推进。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在前一晚的作战日志中写道：“预计午前完全控制沈阳，抵抗可忽略不计。”
7点20分，日军先头部队抵达中街。这条沈阳最繁华的商业街此刻空无一人，只有满地落叶。
突然，枪声从四面八方响起！黄显声亲自指挥的第一道防线就在这里。
30余名警察利用早已构筑好的街垒和两侧商铺楼房，形成了交叉火力网。警察们使用的多是老旧步枪，射程和精度远不如日军的制式武器，但他们占据地利，而且每个人都抱定必死决心。
日军中队长吉田少佐在战后报告中写道：“遭遇意料之外的顽强抵抗，对方占据制高点，射击精准，疑似受过专业训练。”
事实上这些警察中确有部分退伍军人，但更多的是从未经历过正规战阵的普通警察。他们的“精准射击”，都是因为对这条街道每一处拐角、每一栋建筑的熟悉，这是他们巡逻了无数遍的地方。
战斗到最激烈时刻，日军一辆装甲车试图强行突破街垒。在千钧一发之际，老警察王德海带着两名年轻警察从侧巷冲出。
王德海今年49岁，是警察局资历最老的警长之一，他的儿子王小顺也在警察队伍中。
3人抱着集束手榴弹滚到装甲车底部。“轰！”的一声巨响过后，装甲车瘫倒在地，成为“九一八”事变中中国民间武装击毁的第一辆日军装甲单位。
日军被迫后撤后，留下了20多具尸体。我们的警察方面牺牲7人，其中包括王德海，他在炸毁装甲车时被日军子弹击中，临终前只留下一句话：“告诉小顺，别给他爹丢脸。”
上午9点，日军暂时停止乐进攻。中街也得到了短暂的寂静，黄显声开始巡视阵地。他看到年轻的警察们靠在街垒后，有的在包扎伤口，有的默默擦枪，有的望着远方家的方向发呆。
“处长，咱们能守多久？”一个脸上还带着稚气的警察问。黄显声拍拍他的肩：“守到最后一刻。”
9月19日下午，日军调来炮兵。炮弹如雨点般落在警察据守的街区。
没有重武器的警察们，只能依靠对地形的熟悉和必死的决心，与装备精良的日军周旋。黄显声将指挥部设在原东北军的一座地下弹药库，这里相对安全，也能调配所剩不多的弹药。
战斗进入第2天，日军改变战术，采取多路渗透、分割包围。警察控制的区域被切割成数块，各阵地间联系困难。
东门阵地由50名警察守卫，面对的是超过500名日军的猛攻。中队长李振彪原来是东北军炮兵军官，因伤退役后加入警队。
他将有限的兵力科学布置，利用城墙和瓮城结构，打退了日军3次冲锋。
第2天下午，日军调来工兵炸塌了一段城墙。李振彪在双腿被炸断的情况下，命令还能行动的警察撤退，自己拖着断腿爬到弹药箱旁。当日军冲上来时他拉响了集束手榴弹与日寇同归于尽！
消息传到指挥部后，黄显声闭上眼，久久不语。当他再睁开眼时，眼中已没有泪水，只有更深的决绝。
“传达我的命令，”他对身边的通讯员说，“各阵地必须坚守至最后1人。非不能支持时，绝不放弃阵地！”这句后来载入史册的命令，意味着这些警察已无退路。
战斗间隙，警察们会谈论家乡和家人。王小顺如今已是小队长，他时常抚摸父亲留下的怀表。表盖上有一张全家福，父亲王德海严肃地坐在中间，母亲温柔地笑着，妹妹还扎着羊角辫。
“等打跑了日本人，我要把爹的怀表修好。”
王小顺对战友说，“里面的发条坏了，爹总说要去修，一直没时间...”这些平凡的话语，成为残酷战场上最温暖的光。
9月21日，战斗进入第3天。警察控制的区域已缩小到以公安局为中心的几个街区。
能够战斗的警察不足500人，弹药即将告罄，食物和水严重短缺。
黄昏时分黄显声在残破的指挥部召开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与会者只剩8人，都是各防区的负责人。
“处长，南街失守，老赵他们全部殉国了。”“西门最多还能坚持两小时，子弹已经每人不足十发。”“伤员太多，救护队的绷带用完了。”
一条条消息，都指向同一个结局。黄显声看着地图上越来越小的控制区，沉默了良久。此时窗外日军的炮火再次响起，震得地下室顶上的灰尘簌簌落下。
“我们必须撤了。”他终于开口，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没有人反对。所有人都知道，继续坚守只会导致全军覆没。
“但不是放弃抵抗。”黄显声站起来，目光扫过每一张疲惫而坚定的脸，“我们撤出沈阳，到辽西去，到农村去，组织民众，继续战斗。”
他走到墙边，取下那面已经被硝烟熏黑的沈阳市公安局旗帜，仔细叠好，放入怀中。
“今晚10点，各部交替掩护，向新民方向突围。能带走的伤员尽量带走，带不走的，留给红十字会和教会医院。”
命令下达后，黄显声独自走上地面。夕阳的余晖照在满目疮痍的街道上，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和建筑的倒塌声。这座他守护多年的城市，正在他眼前沦陷。
公安局门口，王小顺正在站最后一班岗。他的右臂缠着绷带，那是昨天救援战友时受的伤。
“怕吗？”黄显声走到他身边。“怕。”
小顺老实回答，随即又挺直腰板，“但爹说过，有些事比命重要。”黄显声拍拍他的肩，什么也没说。有些传承，无需多言。
当晚10点，突围开始。剩余的400余名警察，携带着200多名伤员，分成3队向不同方向突围。黄显声亲自率领主力队伍，攻击日军包围圈最薄弱的西北角。
这是一场极其惨烈的战斗。日军显然预料到了突围企图，在城外布置了重兵。
黑暗中枪口的火焰如同死神的眼睛，每一次闪烁都意味着有人倒下。
王小顺所在的小队负责断后。当他们冲到小西门附近时，遭遇日军机枪阵地封锁。
“必须打掉那个机枪点！”小队长喊道。王小顺看了看身边的战友，又摸了摸怀中的怀表。他想起父亲炸毁装甲车的身影，想起父亲临终的嘱托。
“我去。”他说得平静。在战友的掩护下，王小顺抱着炸药包匍匐前进。日军的子弹在他身边溅起泥土，他的手臂再次中弹，鲜血染红了绷带。
但他强忍着疼痛继续往前匍匐前进，最终“轰”的一声响起，小鬼子的机枪点被干掉，突围通道终于打开了，但王小顺再也没有回来。
黎明时分，突围队伍在沈阳西北20里的刘二堡汇合。清点人数能够站立的警察仅剩187多人，伤员103余人。也就是说在3天3夜的战斗中，有超过1800多名沈阳警察永远留在了那座城中。
黄显声站在高地上，望着沈阳方向。城市上空浓烟滚滚，那是仍在燃烧的建筑。他缓缓举起右手向那座沦陷的城市，向那些永远留在城中的弟兄们，敬了最后一个警礼。
沈阳虽然陷落，但黄显声和他的警察部队点燃的抗日决心迅速蔓延！
撤退到锦州后，黄显声将残部整编为“辽宁抗日义勇军”，并广泛联络各地民间武装。
到1931年底，这支以原沈阳警察为骨干的队伍已发展到2万余人，在辽西、热河一带频繁袭击日军。
黄显声提出的“抗日义勇军”这一名称，后来被广泛采用，成为东北民间抗日武装的统称。
他的战术思想和组织经验，通过幸存的警官传播到各地，为之后长达14年的东北抗日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
1932年1月，黄显声在锦州北宁线组织大规模破袭战，一度切断日军运输线。日军悬赏5万大洋要他的人头，却始终无法抓住这位“警察将军”。
然而个人的勇武终究难以扭转大局。
随着热河沦陷和《塘沽协定》签订，黄显声被迫率残部退入关内。但他从未放弃抗日的信念，后来秘密加入共产党继续在隐蔽战线战斗。
1949年11月27日，黄显声在重庆渣滓洞监狱被国民党杀害。就义前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余此生最大欣慰，乃九一八之夜，未负警徽，未负沈阳父老。千八百同仁血沃黑土，终将孕育春华。”
黄显声和他的警察们或许没有改变沈阳沦陷的结局，但他们用鲜血证明：当外敌入侵时，这片土地上总有人会选择抵抗。
这种抵抗可能微弱，可能短暂，但它像一粒火种，终将燎原。警魂不灭，精神长存。这或许就是对那1800多位未归人最好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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