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11月的津门街头已是寒风刺骨，76岁的李克才把羊皮大衣扣到最上面一颗扣子，攥着一封写给中央纪委的信，步子并不快，却十分坚定。信里只有两页纸，却足以决定一名副部级干部的命运。
这一幕与四十多年前形成呼应。1951年11月，河北保定，第三次省党代表大会如期举行，会场里座无虚席。轮到李克才发言，他没有寒暄客套，劈头一句：“刘青山、张子善挪用救济款，数额巨大，事实确凿。”台下瞬间鸦雀无声，不少代表下意识屏住呼吸。
倒退到更早的1938年秋，抗日烽火未息，22岁的李克才挺着单薄的身板，从唐县老家走进了冀东军区的简陋办公室，登记那一刻，他说：“愿拿命换百姓平安。”从此，他的履历被一条主线贯穿——清白、倔强、拎得清。
1949年，新中国刚刚诞生，他调到天津地委当专署专员。木材走私风波曝光那天，他捧着《人民日报》皱着眉头，一句“这里面不对劲”就让同僚心惊。张子善打哈哈，刘青山冷笑着反唇相讥：“大风浪见多了，别当真。”谁料，这句话成了日后催命的前奏。
李克才先向地委反映，没回音；再跑省里，也只落个“再核实”的敷衍。有人劝他“识相点”，他拍桌子答：“账上缺的不是数字，是老百姓的口粮。”语气不高，却透着斩钉截铁。
终于等到省党代会。李克才整整讲了六十五分钟，列出收据、批条、赃款流向，一桩桩一件件。代表们先是侧目，随后群情激荡，连张子善的妻子都站起来补刀：“他带回家成箱的公款，还说是奖励。”半个月后，刘、张人赃并获，被判死刑。
铁面无私的名声让李克才被称作“反贪第一人”。可他更在乎的是田野里的庄稼。1952年天津大旱，他领着干部在郊区打井挖坑，引水保苗。有人质疑他越俎代庖，他微微一笑：“庄稼不长，文件写得再好也白搭。”年底统计，粮产不降反升，这套“田字格”蓄水法被全市推广。
进入三年困难时期，他索性背铺盖下乡，一住一个多月。清晨，同村的大娘端来一碗高粱面粥，他顾不上烫，呼噜喝下就去走访。调查笔记摞起来有半米厚，后来整理成十条建议，乡亲们干脆称它为“十项小自由”，因为里面写满了买卖、用地、集市等细节上的灵活机动。
多年后，李克才功成身退，唯一关心的还是公家事。有人来家里反映：沧州地委书记平易杰搬走了两卡车公物，又租奔驰挥霍公款，还升到了省法院院长。李克才听完，眉头拧得像麻花：“如果连院长都敢这么干，老百姓还找谁说理？”
他写信时特意压住怒气，列数据、引条例，连同几位干部的签名，一并寄出。不久，平易杰被撤职查办，奔驰轿车退回财务仓库。一位年轻纪检干部后来回忆，李克才见到处理结果时，只说了一句：“党纪还在，心里踏实。”
李克才对子女同样苛刻。家里五个孩子，最大的在机关也只做到科长。小儿子应酬时有人暗示：“你爸一句话，副处没问题。”孩子回家试探，他摆手：“别跟我耍这一套，本事要是写在我名字上，丢的是你自己的脸。”
退休后，邻居常见他穿旧中山装，挤公交去市场买咸菜。有人感慨：“您立过大功，日子过得也太素了。”他抬头笑笑：“拿国家的钱享私福，那还叫共产党人？”言语平淡，却像锤子敲在铁砧上。
2004年夏夜，李克才在家中安静离世，享年87岁。桌上摆着的，是一本翻到折角的《中国纪检监察报告》，扉页上四个字：敢讲真话。人走字在，墨迹尚新。
从冀东枪林弹雨到津沧官场暗流，他始终只守一条准则：权力来自百姓，必当还诸百姓。正因如此，那封两页纸的检举信才能掷地有声；也正因如此，他的姓名被后来人念起时，总带几分敬重与踏实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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