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中国”，多数人直觉是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国家名称。但若翻《史记》会发现，司马迁写“中国锡贡包茅”；看西周青铜器何尊，内壁铭文刻着“宅兹中国”——早在三千年前，“中国”二字就已出现。它不是突然蹦出的政治符号，而是顺着历史脉络，慢慢从地理概念长成了文化认同，最终沉淀为国家名称。
一、最早的“中国”：青铜铭文中的中原坐标
1963年陕西宝鸡出土的何尊，是“中国”一词目前已知的最早载体。这件西周早期的青铜酒器，内壁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对宗族何的告诫：“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这里的“中国”，指的是洛邑（今洛阳）一带的中原地区。
周人灭商后，为巩固统治，计划在天下之中的洛邑营建新都。成王提及的“宅兹中国”，就是“住在天下的中心”之意。此时的“中国”，更像一块地理坐标——古人认为“天圆地方”，洛阳地处黄河中游，被视作“天地之中”，《周礼》里“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的说法，正是对这种认知的注解。
比何尊稍晚的《尚书·梓材》里，有“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的句子，这里的“中国民”指中原地区的民众；《诗经·大雅·民劳》中“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则将“中国”与“四方”对举，指向周王直接统治的京城周边。这些文献里的“中国”，都还停留在“地理+政治中心”的层面，没有超出“中原”的范围。
二、从“中原”到“华夏”：战国至汉唐的语义扩张
到了战国时期，“中国”的所指开始突破地理边界。
《荀子·强国》里说：“中国者，聪明睿知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这里的“中国”不再单指洛阳或关中，而是泛指华夏族群聚居的核心区域。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战国七雄中，秦、楚、齐等非姬姓诸侯崛起，原本的“中原”概念已无法涵盖所有华夏政权。加上诸子百家构建“天下观”，将“中国”与“蛮夷”的区分标准从“地理位置”转向“文化礼义”——《礼记·王制》称“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但“中国”因“修文德以来之”被视为文明中心。
汉代大一统后，“中国”的政治内涵进一步明确。《汉书·陆贾传》载陆贾劝刘邦：“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王之业，统理中国。”此处的“中国”已代指汉朝统治的整个华夏区域，与“四夷”共同构成“天下”秩序。东汉班固在《汉书·西域传》里写“匈奴呼韩邪单于款五原塞，愿朝，始和亲，然犹是羁縻而已”，将“中国”与匈奴等政权对举，说明“中国”已成为一个具有明确政治边界的文化-政权复合体。
唐代孔颖达注《尚书》时，对“中国”的注释更清晰：“中国，谓京师；四方，谓诸侯国。”但结合《旧唐书·吐蕃传》“自古中国无远夷之法，岂臣愚所能臆度”的语境，可知唐代“中国”已能指代整个唐朝疆域内的华夏文化圈——它既是地理上的“中原”，也是政治上的“唐王朝”，更是文化上的“华夏正统”。
三、近代转型：从文化符号到国家名称
宋代以后，“中国”的文化认同意味愈发浓厚。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里说：“中国，谓天子所居之畿甸也；夷狄，谓九州之外也。”但他同时强调“中国”的核心是“礼义”，即便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辽、金），若能行“中国之道”，也可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这种“文化中国”的观念，在明清文献中仍有体现——《明史·外国传》载：“中国居大地之中，瀛海四环。”这里的“中国”既指明朝疆域，也暗含“文化中心”的自许。
真正让“中国”成为现代国家名称的，是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构建。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明确“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将“中国”从传统“天下”中的文化符号，转化为指代全体国民的现代国家名称。但这一转变并非断裂——此前两千年的语义积累，已为“中国”承载国家认同铺好了道路。
比如清末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写“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这里的“中国”已带有“国家”的意味；1909年清廷颁布的《大清国籍条例》中，“中国”正式作为法律术语指代国家。可以说，1912年的“中华民国”只是给早已存在的“中国”一词，赋予了现代政治实体的定义。
四、那些被忽略的“中国”：沉默与补证
当然，并非所有历史时期的“中国”都能被清晰追溯。夏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常见“中商”“大邑商”等称呼，却未见“中国”合用例，这可能与当时“国”的概念尚处萌芽（甲骨文中“国”多写作“或”，指城邦）有关。五代十国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旧五代史》《新五代史》中“中国”一词出现频率骤减，或因当时沙陀、契丹等族建立的政权与中原传统“中国”认知存在张力，文献编纂者有意淡化这一概念。
还有一些“中国”的用法，散见于类书辑佚中。《艺文类聚》引《尚书》佚文“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补充了《尚书·梓材》中“中国民”的语境；《太平御览》引《左传》佚文“中国不振旅”，则说明春秋时期“中国”已可指代中原诸侯国的军事力量。这些辑佚材料虽不如原典直接，却为我们拼凑出“中国”语义演变的完整图景提供了线索。
从历史深处走来的“中国”一词，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西周时是源头的一泓清泉（地理坐标），战国至汉唐时汇入文化与政治的支流（华夏核心区），唐宋时漫延成包容的文化海洋（文化认同），近代则奔涌成现代国家的浩荡江河（国家名称）。它从未被“发明”，只是在不同时代的需求中，不断生长出新的内涵。当我们翻开何尊的铭文、抚摸《尚书》的刻痕、阅读近代报纸的社论，其实都是在触摸这条河流的浪花——原来我们对“中国”的认知，早已在三千年时光里，悄悄写成了答案。
史料来源
1. 何尊铭文：《殷周金文集成》第6014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华书局1984年版。
2. 《尚书·梓材》《诗经·大雅·民劳》：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
3. 《荀子·强国》：《荀子集解》，王先谦撰，中华书局1988年版。
4. 《汉书·陆贾传》《汉书·西域传》：中华书局1962年点校本。
5. 《明史·外国传》：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
6. 《少年中国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五，梁启超著，中华书局1989年版。
7. 《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1960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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