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被标价6800元的“仿品”单据，和一份估价8800万元的拍卖图录，同时摆在南京博物院和捐赠者后人面前，中间隔着一道难以弥合的信任鸿沟。
庞叔令的手指划过父亲庞增和66年前捐赠给南京博物院的那份文物清单，最终停在了“明代仇英《江南春》图卷”这一行。2025年5月，这幅本应在南京博物院库房中珍藏的画作，却现身北京一场艺术拍卖预展，估价高达8800万元。
而南京博物院提供的凭证显示，这幅画早在2001年就以“仿仇英山水卷”的名义，被一位匿名“顾客”以6800元购走。
01 捐赠的初心
1959年，庞增和带着家人，将先祖庞莱臣“虚斋旧藏”中的137件珍贵书画，无偿捐赠给了南京博物院。庞莱臣是晚清民国时期顶级收藏家，被誉为“虚斋收藏甲江南”。
这次捐赠是庞家“藏归于公”文化情怀的延续。此前，庞家已向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多家国家级文博机构捐赠了大量珍品，其中不少已成为镇馆之宝。
当年，南京博物院郑重地向庞增和先生出具了《捐赠文物资料收据》及完整的捐赠清册。这份清单不仅是一纸凭证，更承载着一个收藏世家对国家的信任与托付。
02 消失的珍品与惊人的价差
2025年6月，庞叔令依据法院调解书前往南京博物院核验父亲捐赠的137件藏品时，发现包括《江南春》在内的5件书画竟然“不翼而飞”。
南京博物院对此的解释是：这5件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经两次专家鉴定，被认定为“伪作”，已于90年代依规“划拨、调剂”处理。
然而疑点随即出现：被认定为“伪作”的《江南春》图卷，在拍卖市场的估价高达8800万元；另一件同样“消失”的北宋赵光辅《双马图》，早在2014年就以230万元的价格成交。
从6800元到8800万元，价格差距超过一万倍。如此巨大的市场价值落差，让“伪作”认定显得格外刺眼。
03 鉴定疑云与程序瑕疵
围绕这5件书画的鉴定过程，存在多个令人费解的环节。1961年的首次鉴定由张珩、谢稚柳等权威专家进行，结论是“伪，但做得很好”。
1964年的第二次鉴定则出现了专业性问题。参与鉴定的徐沄秋，实际上是一名文物征集员，而非书画鉴定专家。更值得玩味的是，正是这位徐沄秋，曾以办展名义向庞家借走两件藏品且长期未归还。
根据1986年实施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即便藏品被认定不够入藏标准，也应“另行建立专库存放，谨慎处理”。而南京博物院在处置这些“伪作”时，不仅从未告知捐赠人庞家，连基本的处置记录都残缺不全。
04 关键人物的双重身份
随着事件发酵，时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徐湖平被推至风口浪尖。面对媒体询问，年过八旬的徐湖平以“身体有病”“不懂书画鉴定”为由试图撇清关系。
然而，一份1997年的《藏品拨交/处理报批表》显示，将《江南春》从南京博物院划拨给江苏省文物总店的审批文件上，“院领导审批”一栏清晰签署着“徐湖平”的名字。
更具戏剧性的是，徐湖平当时不仅担任南京博物院副院长，还同时是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定代表人。这意味着，他既是决定文物出库的审批者，又是接收这些文物的销售机构负责人。
这种“左手倒右手”的身份安排，形成了一个封闭的权力闭环。而那份只写着“顾客”的销售单据，更是为文物去向蒙上了一层迷雾。
05 悲壮的往事与未解的悬案
《江南春》图卷的流转史中，还藏着一段令人扼腕的往事。早在1981年，这幅画与另一件一级文物文徵明的《万壑争流》一起，被一位“省领导”以个人喜好为由借走。
时任南京博物院院长的姚纤多次催讨无果，反遭诬陷，最终于1984年3月26日愤而自杀。这段被时间掩埋的悲剧，揭示了文物管理中的权力滥用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如果《江南春》真是“毫无价值”的伪作，为何会在1981年就被高层领导“借”走不还？又为何会让一位院长以生命为代价追索？这些问题，至今没有答案。
06 迟来的维权与艰难的诉讼
面对文物“消失”和“伪作”认定，庞叔令选择了一条艰难的维权之路。她首先对南京博物院提起了诉讼。在庭审中，庞家律师要求南博出示完整的鉴定材料，却屡次被拒。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在法庭上求而不得的关键文件，后来却出现在新华社的报道中。这种区别对待，让庞家对调查的公正性产生了质疑。
庞叔令最终选择通过香港《亚洲周刊》发声，明确表达了“不公正、不理解、不接受”的态度。她授权该媒体全程跟踪此事，寻求更广泛的舆论监督。
2025年12月22日，南京博物院前院长徐湖平家中，那个摆满藏品的柜子格外醒目。这位曾声称“不懂鉴定”的前院长，如今被前员工实名举报涉嫌倒卖走私故宫南迁文物。
随着江苏省文旅厅专项工作组的成立，这起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物捐赠纠纷，正逐步从舆论争议走向行政与司法审查。
北京拍卖行里，《江南春》图卷已被临时撤拍，静静等待着最终的鉴定结果。而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捐赠登记册上，无数个“庞家”正屏息凝视，看这场风波将如何重塑捐赠者与受赠机构之间的信任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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