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下旬，胶东半岛的北风像刀子，一列瘦马拉着小车艰难前行，车上堆着棉花、呢子布、旧军毯。深夜，滨海军分区司令部的油灯仍亮着，政委谷牧正趴在地图前计算布料尺码，时不时抬头看看窗外呼啸的风声，心里清楚：前沿的傅秋涛部只能再撑三四天。
第二天拂晓，几名侦察员回报：“傅司令那两个团还穿单衣，冻得厉害，伤风感冒的人排着队。”一句话戳中了谷牧的痛点，他咬牙决定：“把仓库里那两批棉衣统统发过去！”旁边的军需科长迟疑：“那是准备给咱们自己过冬的，而且有一半还是华东局存放的善后救济物资。”谷牧挥手：“先保住主力，账以后再说。”
谷牧为什么敢这么拍板？得从一年前说起。1945年秋，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山东军区数万人赶赴东北。谷牧原想同行，跑去找罗荣桓陈情，却被一句“山东更需要你”挡了回来。罗荣桓了解谷牧：此人有东北工作经历，也懂地方政权建设，可眼下山东局势复杂，缺的正是这种熟门熟路的干部。
华东局成立后，谷牧主动要求下到一线，离开机关“舒服楼”，回到熟悉的滨海。陈毅听闻，半开玩笑：“你走了，秘书长空出来谁填？”谷牧早备好人选，陈毅也只能点头。到滨海，他三板斧：土改、民兵、支前，硬是在海陆结合部拉出十一万民兵，胶济线上的游击队没少让国民党头疼。
1947年1月，郝鹏举的叛变搅得鲁南天翻地覆，朱克靖等干部牺牲。谷牧凭直觉拒绝参加郝的“宴请”而躲过大难，并第一时间上报。华野二纵随后围歼郝军于白塔阜，谷牧算是立了功，却更明白后方补给的重要性。宿北、鲁南、莱芜三战，滨海一天能出动三四千小车，饭锅饼、煎饼、咸菜打包直送，光1946年冬到1947年春，就运出粮食两千八百万斤。
支前越做越像正规军。谷牧干脆把后勤队伍编成“支前司令部”，设团营连，民工顶着番号干活。人多、车多，也就意味着花销大、物资紧。偏偏冬天一到，前方缺棉衣的消息接踵而来。陈毅在电话里只说一句：“后方想办法！”言外之意，很清楚。
于是便有了滨海仓库那一幕。被动用的并不全是自家存货，其中包括华东局委托保管的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物资。谷牧觉得，这些布料反正闲放着，被敌人搜去才真冤；先让战士活命，再补库存，至少讲得过去。
可是饶漱石并不这么想。1946年12月末，饶漱石从延安一路兼程赶到山东，刚抵滨海便开会清点物资。账册翻到“善后救济物资”那一栏，他抬头问：“少了两千多件冬装谁动的？”身边参谋回答：“谷牧。”饶漱石当即脸沉如水，走进指挥部，门一推开，劈头一句：“你跟谁请示报告了？”
屋里一片静。谷牧放下钢笔，起身敬礼：“陈毅在前线联络不上，傅秋涛部挨冻，情况紧急，只好先支援。”饶漱石压住嗓子：“规矩不是摆设。无组织无纪律，后果严重！”谷牧也倔：“风雪天让主力战士冻坏，才是严重。”对峙十几分钟，谁也没退让。饶漱石甩下一句“等处分”拂袖而去。
之后的日子，处分并没有下来。谷牧照旧带人支前、修路、抢运。1948年底，淮海战役打得最凶，滨海一次出动民工三万，军鞋六十多万双，从海州港到碾庄圩，脚程跟着大军转。许多民夫回来时只剩空车，人却没了，简单埋在路边，连姓名都没留。谷牧夜里记账，常常停笔发怔，墙角的油灯噼啪冒火星。
1949年1月，徐州贾汪会议，谷牧与饶漱石再碰面。散会后他敬礼：“两年前说撤职的命令，一直没见。”饶漱石摆手：“算了，战事优先。”一句话，既是收场，也算认可。个中滋味，外人难懂。
这起“擅动物资”风波，最终湮没在淮海战役的滚滚硝烟里，却把一个问题抛给后人：战场纪律与临机决断，界线究竟在哪？谷牧选择冒险，保住了战士们的双脚；饶漱石坚持制度，希望后方库存有章可循。孰对孰错，留待史料去评。可以肯定的是，零下十几度的夜里，那件及时送到的棉军衣，对战士来说比任何文件都重要。
谷牧后来进了国务院系统，成了经济建设的老行家；饶漱石1954年另有任调，文革中遭批判，一生跌宕。两人的短暂交锋，只是华东战场千万碎片之一，却映射出解放战争后勤系统的艰难运行逻辑：战场瞬息变化，制度常有滞后，如何在铁规与灵活之间找到平衡，考验的不只是个人魄力，更是整个组织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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