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样东西，拿着它能在新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换来吃穿用度，一分钱不用花，管饱管够，甚至能解决天大的难处。
这玩意儿，搁谁手里都得当成传家宝，可方志敏家里人，却把它扔在箱子底，直到发霉，一次都没用过。
这事儿得从1935年南昌下沙窝的那声枪响说起。
枪响了，人倒了。
年仅36岁的方志敏，这位红军里能跟“朱毛”掰手腕的头面人物，就这么没了。
他在牢里用饭粒和墨水，硬是抠出了一本《可爱的中国》，给后人留下一个滚烫的念想。
可对他自家人来说，他留下的不是荣光，是一屁股还不完的“债”——一种叫“骨气”的债，压在了他老娘、他媳妇、他几个娃的身上，一压就是几十年。
这枚印章的故事，就是这笔“债”的凭证。
在江西弋阳湖塘村，有那么一间破茅草屋，风一吹就打摆子。
这是方志敏的老家，被国民党烧过一次，勉强搭起来凑合住。
屋里住着他老娘，金香莲。
儿子没了的消息，十里八乡都传遍了，可这老太太就是不信，她梗着脖子跟所有人说：“我儿是去打仗了，早晚要带队伍回来的！”
就靠着这么个念想，老太太熬着。
家里穷得叮当响，冬天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就一块烂布裹着身子，怀里揣个火笼取暖。
日子苦成这样，金香莲却给家里立了两条死规矩，谁碰谁挨骂。
第一，不准出去要饭。
她说，方家的人，就是饿死在家里，也不能伸那个手，丢不起那个人。
第二，不吃国民党一口饭。
哪怕是熟人送来的，也不行。
这第二条规矩，就直接怼在了当时弋阳县县长的脸上。
这位县长，恰好是方志敏当年的同学，心里念着旧情，也敬重方志敏是条汉子，三番五次想提着东西去接济老太太。
可每次去，门都敲不开。
金香莲隔着门板，话说的很硬：“你是吃国民党饭的官，我儿是共产党，道不同。”
一个字不识的农村老太太，心里那条线，比谁都分得清。
时间一晃就是十几年，直到1949年，解放军真的开进了弋阳。
当金香莲亲眼看到那熟悉的红五星时，她才“哇”的一声哭出来。
她知道，那个等着盼着的儿子，真的回不来了。
十四年的等待，像一场大梦，终于醒了，可人也老了。
新成立的江西省政府知道了老英雄母亲的状况，都觉得心酸。
时任省长邵式平亲自拍板，让人给老太太专门刻了一枚印章，上面是四个字：“方志敏母”。
邵省长还带话过来：“老太太，往后您过日子，缺啥少啥，就拿着这枚印章去任何公家单位，盖个章就行，要钱给钱，要米给米，不用客气。”
这枚印章，说白了，就是一张无限额的支票，是新中国给英雄母亲的最高待遇。
金香莲接过来，手都在抖。
她没多说啥，回家就找了个小木箱，把印章用布里三层外三层包好，锁进了箱底。
从那天起，直到她1953年闭眼去世，这枚能换来一切的印章，愣是一次也没拿出来过。
她没跟组织张过一次嘴，就守着那间破茅屋，守着那份清贫，也守住了方志敏拿命换来的体面。
金香莲晚年，撑着这个家的，还有她的儿媳妇，方志敏的妻子缪敏。
这个女人的故事，说出来能让人半天喘不上气。
毛主席后来在延安见到她，都忍不住感叹：“你和志敏一样，有骨气。”
能让毛主席这么说的女人，得是啥样？
1927年，缪敏和方志敏结婚，俩人是革命夫妻，日子都在枪林弹雨里过。
他们给孩子取名叫“松、柏、竹、梅、兰”，盼着孩子能像这些植物一样，有股子劲儿。
可现实哪有那么诗意。
生最小的儿子方兰时，外面全是搜捕的敌人。
为了不让婴儿的哭声引来敌人，暴露同志们的位置，刚生完孩子虚弱不堪的缪敏，一咬牙，亲手捂死了自己的孩子。
这得是多大的狠心，多深的绝望。
更惨的还在后头。
生完孩子才四天，她就落到了敌人手里。
敌人知道她是方志敏的老婆，变着法子折磨她。
方志敏牺牲后，还逼她改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
缪敏就一句话：“要我改嫁？
除非我死。
这牢，我情愿坐穿！”
硬是熬到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她才被党组织救出来。
到了延安，毛主席听完她的遭遇，沉默了很久，提笔写下一句话给她：“只要奋斗，加以坚持，困难就赶跑了。”
这句话，成了缪敏后半辈子的精神支柱。
新中国成立后，缪敏回到江西工作，当上了上饶地委组织部长，算是不小的官了。
可她活得比谁都“抠”。
单位要给她配车，她不要，每天走路上下班；要给她装电话、配保姆，她全给拒了。
她说，老公在《清贫》里写得清清楚楚，当干部的不能搞特殊。
她不仅自己不搞，还把一辈子省吃俭用攒下的两万多块钱，全捐了出去，给家乡修水利、建学校。
这两万块，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她用自己的行动，给丈夫那篇《清贫》做了个活生生的注脚。
婆婆金香莲那枚没用过的印章，后来也传到了她手里。
她跟婆婆一样，把印章好好收着，直到1977年去世，这枚印章依旧崭新如初。
方志敏的几个孩子，他们的命，就像是被战争这双大手随意撒出去的种子，落在哪儿，就长成哪儿样。
大儿子方松，从小跟着奶奶在老家吃苦，身体一直不好，27岁就病死了。
二儿子方柏（后来叫方英）和三儿子方竹（后来叫方明），算是命途多舛里的幸运儿。
方明小时候跟着母亲坐牢，在牢里得了重病，眼看就要不行了。
他的姑妈，也就是方志敏的妹妹方志纯，为了凑钱给他治病，心一横，把自己未满周岁的亲生儿子卖了，换了钱救回了侄子。
后来，这两兄弟被送到苏联留学，回国后都成了搞技术的专家。
可就算当了南昌市政协常委，方明的生活，还是让人看不懂。
他常年就那么几件衣服：一件洗得发白的红秋衣，一套旧得发亮的黑西装，手里拎个破人造革提包，边角都磨秃了。
走在街上，谁也想不到这个不起眼的小老头，是个留苏专家，是个领导干部。
他把父亲的“清贫”二字，刻在了骨子里，活成了一种本能。
最让人心疼的，是方志敏唯一的女儿方梅。
父亲牺牲时，她还是个吃奶的娃娃。
为了保住这条血脉，她被寄养在一个老红军家里，连姓都改了，叫“吴梅妮”。
养父家穷，方梅的童年记忆，就是一个字——饿。
挖野菜，摸田螺，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
等她18岁回到母亲缪敏身边时，所有人都惊呆了：英雄方志敏的女儿，竟然几乎一个字不识。
母亲缪敏心都碎了，赶紧把她送到烈士子弟学校补课。
方梅前前后后就读了四年半的书，文化底子薄得像张纸。
可就是这个“文盲”女儿，退休后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她自费上路，去寻访父亲战斗过的地方。
近十年的时间里，她一个人，拖着病体，走遍了闽浙赣的山山水水，采访了几百个当年的老人，一个字一个字地抠，整理出了二十多万字的珍贵史料。
对一个只读了四年书的人来说，这背后付出的辛苦，简直没法想象。
她用这种最笨拙、也最真诚的方式，重新认识了那个只存在于传说中的父亲。
1991年，《可爱的中国》再版，在北京开会，方明和方梅兄妹俩也去了。
余秋里、杨成武这些老将军看到他们，拉着他们的手，不住地感慨。
他们没沾父亲半点光，却把父亲没干完的事，当成了自己的命。
那枚“方志敏母”的印章，从金香莲手里，到缪敏手里，再到孩子们手里，三代人接力，没一个人想过用它去换点什么。
它就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看着这个家族的人，如何用一辈子的清贫和坚守，去回答方志敏在狱中写下的那个理想。
印章静静地躺在箱底，而那本用饭粒粘起来的《可爱的中国》，却在一代代人手中传阅。
一个代表着可以随时兑现的特权，一个代表着需要用一生去践行的信仰，方家的人，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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