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5日，成都凤凰山机场的跑道上雾气未散。陈毅挽着妻子张茜下舷梯，第一句话就提醒随行人员：“回乡视察，别让老百姓紧张。”在北京市里，他已被各种汇报数字吓得不轻，心里颇有疑虑——千斤亩、万人炼钢，真有那么神奇吗？他决定亲眼去农村看一看。
乐至县距成都不过二百多公里，车刚进县境，路边就竖着一行红漆大字：“亩产过千，公社万岁。”车窗外喧闹的锣鼓与标语交织，听得陈毅皱眉。越靠近老镇，河水声越响，那正是他三十六年前跳下去救学生的那条河。1923年春，读书人掉进水里，他一脚踹掉皮鞋就往里冲，后来提议修桥却因银子被贪掉没了下文。那个缺口，始终留在他心里。
镇头新修的石桥青灰色，桥身贴着红纸，乡亲们围着他，七嘴八舌要把桥叫“元帅桥”。有人嘴快：“这是您救人那条河啊，我们得纪念！”陈毅抬手止住，声音不高却铿锵：“桥不是我一个人修成，是大家的血泡脚泡换来的，叫‘劳动桥’才对。”一句话，鼓乐停了半拍，随后爆发更热烈的掌声。
走过桥，县里干部领他去看所谓的“高产荒田”。那是一块沙质坡地，几条土路横平竖直，旗帜迎风猎猎，三五百名社员正手拿镢头排成队。负责人兴冲冲介绍：“两个月攻坚，亩产一千二百斤！”陈毅没马上说话，只掐指算账，随后淡淡抛出一句：“五块二百斤的地扔了不种，把力气全砸在这块，合计下来，真能多出粮吗？”现场一阵静默，耳边只剩蝉鸣。
有人见气氛尴尬，凑趣请他作诗。陈毅半晌才说：“诗可以写，但数字要对得上算盘。”随即提笔几行：“好大喜功事，可叹误农耕；浮云千尺起，恶名万世承。”字没多漂亮，却像一瓢凉水，浇得干部们脊背发寒。
当晚，他去了县城红旗丝厂。那家工厂原是一排木棚，解放初只有三十来台缫丝锅，如今扩成两百台。厂长讲到职工自制锅炉、夜里挑灯拉丝时，陈毅频频点头：“养蚕、缫丝、织布，咱们四川优势在这里，不在一味炼钢。”他在车间里停了很久，手摸着一筒崭新的生丝，神情严肃。接着，他忽然钻进厨房，看到案板边摆着整只红烧猪头和几壶白酒，心里不痛快：“搞接待铺张浪费，工人怎么看？”一句话把筷勺都敲得嘎然而止，宴席就此撤了。
第三天上午，陈毅走亲访友。多年未归，堂屋里早坐满亲戚，他逐个递上写着“糖果费”的信封。转到表弟唐联生家，却扑了空。乡干部含糊解释：“出去打短工了。”陈毅略点头，没多问，但疑心就此埋下。傍晚返程前，他向弟弟陈季让打听表弟行踪。季让低声告诉他：唐联生已被定为“地主分子”，公社干部怕影响不好，干脆把人“控制”起来，不准与您见面。
话尚未落，陈毅一声闷哼：“我见帝国主义代表都行，见自家表弟就不行？简直瞎胡闹！”他站在昏暗的灯泡下，面色铁青又带几分悲凉，“我负责统战，全国那么多派别要谈，要我连亲弟兄都统不了？”那晚，谁也不敢劝，他只让季让把那份糖果费和一句话带去：“人到北京，见我。”
翌日返蓉的车上，田野倒退，稻茬枯黄。陈毅沉默许久，忽然对秘书讲：“若干部说话离了实情，群众吃亏可不是闹着玩的。”秘书点点头，不敢接茬。秋风穿过车窗的罅隙，吹动文件夹角，里头夹着那首写在荒田边的诗，墨迹已干，却分明带着一股未散的火气。
数周后，唐联生抵京，两兄弟关起门谈了整整一个下午。外人只听见一句压低的嗓音飘出窗缝：“别怕，有事慢慢说。”没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但陈毅把一张北京图书馆的借书证递给了表弟。那是他亲手盖章的，上面写着：“读书求真，以备后用。”
到年底，乐至那块荒田的亩产最终定格在三百八十斤，比过去多不了多少；红旗丝厂却新添了两台进口缫丝锅，一批工人被送去重庆培训。“劳动桥”三个字风吹雨淋仍旧清晰，过桥的孩子嘴里嚼着热腾腾的红薯，鞋底拍在石板上，“咚咚”作响——那声音，比任何口号都更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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