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禁8年的郑维山，出来后想见一面徐向前，徐帅：还是不见了吧！|徐帅

1963年冬天，48岁的郑维山在北京军区机关新落成的办公楼里领到一方写着“虎胆雄风”的匾额，那是时任军委主席的毛泽东亲笔所赠。许多人记得毛泽东那句评语——“南有许世友，北有郑维山”——却不一定知道，这位“北方虎将”后来竟有整整八年被迫远离部队，身陷僻静农场，音讯湮没。世事无常，有时候，荣光与冷落只隔着一条时代的分水岭。

追溯过往，郑维山本名志骞，1909年生于豫南大别山深处的七里坪。这里是红四方面军的摇篮，也是许世友、李德生等43位开国将军的故乡。1930年，21岁的他从县城挑担贩盐的小贩子摇身一变，举起了“红旗”，随部队打过皖西、闯过草地、翻过雪山。性子直、火劲大，是早年战友对他的第一印象。据老红军回忆，在长征途中只要提到路线问题，郑维山敢拍桌子同上级争论，“不对就是不对”，一句话顶得住整个指挥部的空气。也正因这股子倔强，他在枪林弹雨里屡立战功，却为日后的坎坷埋下伏笔。

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授衔，他戴上中将肩章，仍留守北京军区，先后分管作战和后勤。老兵们常悄悄议论：这位将军没什么城府，不会曲意逢迎；讲起事情来，声音跟炮仗似的，“轰”一声就炸。1966年以后，风云突变，北京城里的局势诡谲多变。郑维山常以“守土有责”自诩，白天到军区指挥部维持秩序，夜里挤在简陋宿舍与参谋熬夜商量对策。可到了1971年华北会议，他还是被推上风口浪尖。江青一句“山头主义留下的余孽”，把他和“华北山头”牢牢捆在一起。会后不久，他被勒令离京，下放安徽某农场“以观后效”。职务挂名，实则隔绝一切往来。

从1971年春到1979年初，八个年头四舍五入就是一生。农场里，他住土坯房，清晨跟社员一同出工，放羊、挑粪、开荒，样样不拒。农民婉转劝他多歇歇，他摇头：“我在长征路上吃过草根，再苦就这点事。”可最让他难忍的，不是体力活，而是无人申雪。曾有中央工作组去过农场问话，希望听听“想法”。郑维山闻言暴起，冷声丢下一句：“问过多少回了？要么拉出去毙了！”谈话就此终结，外界把他更牢地封进沉默的角落。

四人帮覆灭后，老部下、家人、同乡做了无数努力。1978年11月，子女凑钱买了两张硬卧票，奔赴京西海淀桥边的聂荣臻寓所，递上一份薄薄报告。聂帅翻完，只说八个字：“老郑问题，该结了。”话虽中肯，落实却又变成“踢皮球”。总政说材料少，北京军区说情况不清，两边互递公文，问题悬空。此后半年，郑维山仍住在北京郊区招待所，大门口站岗战士换了三批，处理意见依然没有下文。

1979年7月，郑维山自己提笔写信。信里句子铿锵，一针见血：“华北山头主义，本属罗织之词，望澄清。”胡耀邦收到后划红线批示，交总政复核。8月，总政、北京军区抽调骨干连夜查档案，先后问了五十多名老同志，仅用三周就做出结论——“原定结论缺乏事实依据，应予推翻”。9月上旬，文件送到聂荣臻案头。聂帅批红字：“速办”。随后转徐向前审阅。

这里生出一段插曲。10月初，郑维山特意坐吉普来到阜外大街徐向前公寓，想当面汇报进展。他在客厅等了二十分钟，秘书出来轻声道：“徐帅身体欠佳，嘱咐您保重，等文件定稿再叙。”一句“还是不见了吧”，把两位昔日战将隔在门内门外。并非无情，徐向前那时正在输液，本来就觉得自己插不上手，再贸然相见，反倒尴尬。

1980年春，聂、徐双双签字，平反文件却因细节推敲被军委研究室暂缓。聂荣臻不愿再拖，亲笔信交韦国清：“牵累千余人的假案，不平不足以示公理。”韦国清旋即主持会议，决定对县团级以下一并核销罪名。执行层面却又遇到文电下发慢、基层审核拖等故障，红头文件到地方支队，有的直接压在抽屉里。时间又过去两年。

1982年6月，中央军委终下定论：取消对所谓“华北山头主义”的一切处分，并将郑维山安排至兰州军区任司令员，同年已73岁。出任西北大区一把手，外界一片惊讶，有人担心他年纪太大。邓小平见他时说得透：“关键看精力，不在年龄。”随即嘱咐造林和培养接班人两件事。郑维山回以一句：“保证完成。”语速偏快，仍是当年那股冲劲。

8月，他乘军用专列抵达兰州，火车刚进站，车厢里一阵沙尘掠过。副手打趣：“老首长，兰州欢迎礼。”郑维山瞧着黄土高坡，挥手笑骂：“风大无所谓，咱先给这片地扎点绿。”随行参谋暗暗记下，这句话后来被写进军区造林方案——一年栽树三百万株，三年见成效。老将军懂打仗，也懂耕土。

有人问，八年失去自由，心中可有怨？他摆手：“当兵打仗是听党的，为啥怨？只是岁月不够用。”于是，加班成了常态，哪怕冬夜零下二十度，也要到黄河岸边转一圈。工程兵感冒了数人，他却少见咳嗽。医生摇头：这是打出来的硬底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