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5月初，汉口江面浮着薄雾，一名右眼蒙黑纱的解放军少将独自拎包下船，他就是时任川北军区副司令员的李文清。 汽笛渐远，他没有接受地方护送，只随手招来一辆老旧人力车。副官小声提醒：“司令员，公路崎岖。”李文清回答得干脆：“乡下的土路，我闭眼都认得。”
回乡之前，他把请假条交到军区司令部，只写了八个字——探亲、寻人、处理旧账。政委看完没问缘由，只在条子后面批了“同意”两字，盖章。
李文清生于1910年松滋县李家河。那时家里只租得七亩薄田，全家靠天吃饭。为了添劳力，父母将邻村清秀的周幺妹定给他。少年夫妻同甘共苦，日子虽穷却有盼头。
天灾很快砸碎了希望。1927年湖北大旱，田里寸草不生，租粮却一分不少。为了还租糊口，李文清跑到百里外的公安县放牛，周幺妹则被迫去地主二少爷李学武家做佣人。
三年后，李文清因一头“青草疯”牛被扣光工钱并赶出庄园；返乡途中，他想顺道接妻子回家，结果被李学武家丁暴打。那晚，父亲叹气告诉他：“幺妹被二少爷霸占了。”
血气方刚的青年拎刀欲拼命，终被长辈死死按住。亲友给他出主意——求三少爷调停，或许能换回人。可三少爷正在抽大烟，听完来意，一口唾沫加一顿拳脚将他驱出门外。
连挨两次羞辱，李文清趴在土路上咽下血丝，心里只剩一句念头：要报仇，得先有枪。恰在此时，贺龙领导的红军在松滋活动，“红军是穷人的队伍”的消息像火苗点燃他。
他在村口守了半个月，终于追到渡河的红军。河水冰冷，他仍纵身而下，爬上对岸才开口：“首长，我想参加红军。”对方问原因，他咬牙回答：“报仇。”
部队没有拒绝这个愤怒的青年。训练场上，他把仇恨化作力量，不到一年升任排长。1931年春，红三军转战家乡附近，李文清带小分队夜袭李学武老宅，却扑空，只留下一把火。
火光虽解愤，却让他被关禁闭。指导员夜里来谈心：“私仇解得了一时，阶级仇才解得了一世。”这句话刺进他的脑子，他第一次把个人恩怨同社会不公联系起来。
从此，他把冲动收进枪膛，迅速成长为连长。可战场无情，秭归一役他腹部中弹、右腿炸伤，肠子流出时只能倒扣饭碗自救。贺龙路过误以为他阵亡，差点让人就地掩埋。
更惊险的还有洪湖、瓦庙集、雪山草地。高原缺氧、弹片伤眼，他却拒绝后撤。直到右眼彻底失明，贺龙“强制”他去延安医院摘除眼球，手术台上贺龙还打趣：“现在不疼了，可成李瞎子喽。”
战火间，他也因“土匪味”差点被枪决两回。一回是草地未能增援骑兵排，一回是与政委争夺缴获手枪拔枪吓人。两次皆由刘伯承、贺龙斡旋，降级背弹药，才留住性命。
抗日爆发，他从营长一路干到西北野战军纵队参谋长。1949年西南战役结束，他任川北军区副司令员，军衔少将。
职务再高，家事仍是悬在心头的刺。1952年，他踏上回乡路。消息比人先到，混迹乡里的李学武闻讯，夜半悬梁。李家河乡民只说“吓死的”，无人替地主哀叹。
李文清抵县城得知此事，神色平静，仿佛对方只是某个无关紧要的旧姓。他更关心父母与周幺妹。
然后是一场意想不到的相见。推开破旧木门，堂屋里跪着一男一女，女的瘦弱却依稀能认出曾经的小媳妇。周幺妹哽咽：“我另嫁于人，只求你别怪。”
原来，李学武早在1931年放火后就将她转卖给现在的丈夫。红军转移后，地主又烧掉李家老屋，逐走李父李母，生死不明。
李文清沉默许久，抬手扶起二人，语气近乎冰冷却平稳：“你们皆受苦。今后有人欺你，可拿我的名片去公堂。”说完，他留下数十万元旧币——那是他全部积蓄——让他们重置家业。
翌日，他站在被荒草掩没的祖坟前，右眼空洞处隐隐作痛。没有仪式，没有哭声，他只是静静燃完一支烟，转身踏上吉普车。
车子驶出松滋，尘土飞扬。副官忍不住问：“私事了结了？”李文清回答简短：“阶级仇已报，私人账翻篇。”
1955年9月，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授衔名单念到“李文清”三字，全场掌声雷动。黑纱遮挡之下，那只独眼依旧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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