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初春的一天，北京西山干部休养所里来了几个外地学员，他们正等待参加总参组织的野战军指挥经验交流会。大堂里烟雾缭绕，几位身着五五年制式军装的将校围坐聊天，一阵东北口音忽然打破寂静：“廖师长，当年汝河南岸你枪口抬高一寸不就得了？非要把咱六纵打得东倒西歪！”说话的人正是原中野六纵作战参谋武英。廖运周抬头，微微皱眉，沉默片刻，只轻吐四字：“身不由己。”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
时间往前倒十四年。1947年8月24日夜，刘邓大军抵达豫中汝河。敌人调集三十余个旅在北岸布防，整编八五师的一个主力师——也就是廖运周的第一一〇师——被指定死守河防。六纵奉命殿后，为中原局机关掩护渡河。河面被探照灯照得如同白昼，火舌自南岸吐向北岸，炮弹在水面激起大片黑色水柱。六纵指战员顶着枪林弹雨抢占渡口，先头部队不到两小时便在对岸硬生生撕开缺口，可是后续梯队还在河里，迫击炮弹每五秒落一发，河水瞬间被染红。
从战术角度说，一一〇师完全可以凭借火力优势将六纵钳在河心，可廖运周的命令却是“移枪口、打高射”。副官有疑问，他摆手压低声音：“共军急于过河，我们只示警，别恋战。”于是机枪哒哒响，却几乎没有平射，六纵才得以在天亮前全部渡过。此举为刘邓首长跃进大别山赢得宝贵时间，却也让八五师参谋处写了厚厚一沓检讨材料。
1948年11月25日深夜，双堆集外围炮声滚滚。此时的黄维兵团已被中野包在不足五十平方公里的三角地带。蒋介石白天急电“死守”，夜里却又改称“择机突围”。黄维心绪难宁，干脆决定二十七日上午向东南猛插，以十八军打头阵，一一〇师为左翼突击。廖运周接电的第二天凌晨，让侦察连长杨振海换上美式作战服，悄悄穿过前线火网去六纵司令部。杨振海见到王近山，用铅笔在作战地图上画了一个圈，“黄维准备从这里打开口子”。王近山看完脱口一句：“还好你来了，否则咱这口袋准被撕开。”
六纵随即调整部署，将师属高炮拔到正面阵地，留下两个团机动预备；与此同时，武英被派往一一〇师充当联络员。联络暗号极简单，攻线推进时若见一一〇师坦克开尾灯，便说明时机成熟。十一月二十七日上午八点，雾尚未散尽。黄维在临时指挥所里拍着廖运周肩膀：“兄弟，锋头要硬，炮弹随便报！”廖运周笑着领命，却暗中令各营先行装填白磷弹，准备“打烟”掩护后撤。九时许，一一〇师率先冲出双堆集村口，十余辆坦克喷吐黑烟驶上公路。紧随其后的却不是十八军，而是三三〇团全体干部举白布条集结待命。等黄维反应过来，缝隙已由六纵炮火封死。黄维迟钝站在地图前足足一分钟，才回头骂道：“廖运周，你害我！”
一一〇师此番起义，不仅让中野缩短了战斗进程，更直接动摇了敌军内部的信心。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偶然。追溯履历可知，廖运周十九岁入党，黄埔五期毕业后即被派往西北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潜伏国民党军中。抗战期间，他随部队辗转豫鄂皖陕，多次被调离，又多次借口“补充兵员”暗中网罗进步青年。到解放战争前夕，一一〇师两个团的营连主官大半与地下党保持联络；师部秘密情报组则直接向晋冀鲁豫国军工作部供稿。若非如此，双堆集的突围口子也不会开得如此漂亮。
再说汝河之战留下的那批伤员。六纵炸桥时，百余名负重伤的指战员被迫留在北岸。廖运周利用“收容俘虏”的名义，将他们编入补充营，并派军医救治。一个多月后，这些人被伪装成伤病号，分批护送到豫西山区，最终由地方党组织接应。武英后来读到相关报告，才知道自己当年拼死也要过河的弟兄居然是这样活下来的。
1955年授衔时，廖运周走上台，胸口佩挂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台下的武英没有鼓掌，他在思索一句话。直到那次西山会面，他才将疑问抛出。面对“为何猛打我们”的质问，廖运周终究只给出“身不由己”。简单四字，其实已含两层意思：其一，身在敌营，不得不做表面文章；其二，若不过于逼真，上峰稍有怀疑，整个计划便会灰飞烟灭。武英点头，算是理解，却仍觉胸口一阵发闷。
交流会结束后，两人并肩走出会议室，天色阴沉，寒风正紧。武英忽然问：“要是当年没能突围成功，你那一师怎么办？”廖运周想了想，回答不再含糊：“就算全军覆没，也得给中野留下一条生路。”说罢大步离去，背影被风吹得微微晃动。
多年后，军事科学院整理双堆集战役档案，有人统计，一一〇师起义时交出的火炮六十余门、坦克十二辆、轻重机枪四百五十挺，成为当时华东野战军一次性接收装备最多的战例。档案室墙上挂着一行小字：决定一场战役的，往往不是枪炮数量，而是立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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