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3月11日的傍晚，仪陇县城外风卷尘沙。汽车刚拐进马鞍场，车灯照到一块崭新的木牌——“机关托儿所”。朱德推门下车，抬头盯住那五个字，神情一下子沉了。随行的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不由得紧张，刚想说话，朱德已轻轻摇头，声音低而清晰：“只收干部娃娃？哪门子的道理，赶紧改！”
这句话不重，却像铁锤砸在众人心口。县里负责教育的干部忙不迭点头，连声应道：“马上换，保证明天让全村的孩子都能进来。”朱德没再多说，转身上车。车厢里灯光昏黄，几位工作人员面面相觑，却没人敢再提“机关专用”四个字。
就在前一天，3月10日清晨六点，朱德才从马鞍中学那间临时宿舍里起身。校舍破旧，但他照旧打着赤脚到院子里做深呼吸，然后沿着后山小道慢跑。一个多小时后，他挑着晨雾来到药铺垭，看望了年逾八旬的老猎户邓大爷。老人眯着眼端详半天，忽然笑了：“老朱啊，你还是那个娃！”两人紧握的双手在寒风里发着抖，却谁也舍不得先放开。
跑步归来时，炊事员刚把大锅里的红薯端上案板。热气冲天。有人递来碗筷，朱德却抓起一个硕大的红薯，连皮带瓤一口口啃。陪同的县委干部提醒：“您这样吃胃里受不了，咱给您留了面条。”他摆摆手：“几十年没尝过这味道，别拦着我。”话音未落，一半红薯已见底。
上午，朱德去了公社食堂。揭起锅盖，映入眼帘的是薄得能照出影子的稀饭。蔬菜筐空空荡荡，只有几根被啃过头的野菜茎。他蹲下身，用勺子拨了两下锅底，沉默良久。随后对公社干部说：“乡亲们真艰难，我这个从这里走出去的人，愧对他们。”说罢摘下军帽，长叹一声。
返家的路，坑洼难行。即便如此，朱德还是拒绝了换车的建议。车颠得厉害，他却用四川话宽慰大家：“这条路比我当年挑柴下山时强多了。”山风刮得车身作响，路边干枯的竹叶像碎铁拍打车门，没人再言语。
中午抵达老屋。更多乡亲已经围在院坝，簇拥着这位“朱老总”。人群前头，朱德的堂弟朱代良快步冲上来，一把抱住他，眼圈当场红了。“几十年咯，你还穿这身旧军装，鞋面都脱皮喽！”朱代良一边说，一边拉着他的袖口翻看。朱德大笑，拍着堂弟肩膀：“能遮风就行。等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我再换也不迟。”
笑声刚落，朱德走进老宅。宽敞的正厅里却摆满玻璃展柜，里面陈列着他当年用过的石磨、竹篮、砚台，全贴上标签。屋角，还有一块黑底金字的“朱德故居”标牌。朱德看了半晌，轻轻皱眉，转身对县委书记说：“这些摆设看着热闹，却挡了孩子们念书写字。腾出来，办个夜校，比当展品更值当。”
县里领导连连点头。朱德又问：“乡亲们的学堂够不够？”康志盛支支吾吾。原来，全公社学龄儿童多，却只有一间破祠堂当教室。朱德当即拍板：“把旧屋拆成两间教室，桌椅我来想法。”
接下来的两天，他几乎把仪陇县绕了个遍。山区旱情严重，河渠里露着龟裂的泥缝。驻村干部提起缺粮，声音发颤。朱德听完，反复吩咐：“省里、县里要把杂交高粱尽快送到山上，这里土薄，红薯也要下早些。”一句一句交代，像当年指挥渡江作战那样仔细。
其实，朱德对仪陇的艰苦并不陌生。1896年，他9岁，母亲钟氏带着他在药铺垭一口破水井旁背稻草；地主催租的藤条鞭在空气里呼啸。穷孩子学会了认命，可他没认输。20岁那年，他进云南陆军讲武堂，成了从这个偏僻山窝飞出去的第一只“雁”。母亲塞给他两个布包，一个装干粮，一个塞书本，还说了一句后来常被他提起的话：“娃娃，好生去闯，别忘了咱贫人。”
多年戎马，立下无数战功，朱德始终把那句话记在心里。所以，当1960年的他再度站在故土，面对那块“机关托儿所”的招牌时，反应才那样坚决：福利，不能只给干部。
夜里十点，县委大院灯火通明。木匠、油漆匠被连夜找来，把旧匾拆下，刷上白漆，再写上新名——“马鞍公办幼儿园”。字还是五个，可气味变了。朱德在屋檐下看了一眼，微微点头，随即回房休息。窗外月色苍凉，他却睡得很沉。
第二天早饭后，幼儿园大门敞开。街巷里跑来一群娃，有穿布衫的，有打赤脚的，吵吵闹闹挤进院子。老师领着他们数数、唱歌。朱德站在槐树下，背手望了一会儿，什么也没说，只是笑。
三月中旬的仪陇依旧泥泞，渠江上游雾气翻涌。车辆驶过李家湾，溅起褐色的水花。随行人员回望那排白墙红瓦的幼儿园，里头传出孩子们断断续续的童谣。有人低声感慨：“总司令一句话，真管用。”朱德把帽檐压低，淡淡答道：“老百姓的事，哪能不管用。”
车渐行渐远，尘土在后视镜里散开，如同春风抚过新翻的土地。仪陇的山路依旧坑洼，可沿途偶尔闪现的菜畦与新砌水渠，已显出点滴新意。朱德坐在后排，再次翻开随身笔记本，写下今天的第一行字：“幼儿园已改，全村儿童，平等入学。”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