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下着冷雨的湘江北岸。陈赓挽着受伤的左臂，踩着泥泞赶路。连续几昼夜的急行军，枪声、追击、断粮纠缠在一起，像乱麻般缠住他的思绪。忽然间，一个似曾相识的侧影闯进记忆——那是九年前的上海校园里，他朝一名女学生喊出“谭小姐，请原谅我”时，对方惊愕回身的瞬间。枪声拉回思绪，他咬紧牙关，心里却再度掀起泛黄的往事。

时间拨回到一九二四年三月。这一年，年仅二十一岁的陈赓受组织指派，以“郭明”的名义到上海大学旁听工人运动课程。彼时的上大坐落于法租界外缘，弄堂深处常有印刷机的轰鸣。课堂里，恽代英用带着湖北口音的普通话演讲，萧楚女挥动手臂阐释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屋外传单在墙角堆成小山。陈赓常把笔记写到半夜仍意犹未尽，凌晨又赶到纱厂工人夜校教识字课。忙碌，却充满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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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午后，上大铃声散去，人群潮水般褪尽。陈赓揣着厚重的《共产党宣言》缓步穿过樟树林。阳光透过枝叶摇晃，学院旧砖墙被照得斑驳。思想的火焰在校园涌动，他却突然想透透气，于是改变路线，沿小径往操场方向走。偏偏就是这条临时兴起的散步路线，让他看见了两位并肩而行的女学生。

其中一位瓜子脸，眉尾微挑，恰似半年前在一户人家里匆匆一瞥的那个影子。那是陈赓第一次深夜从弄堂翻墙逃进私宅。前脚刚落地，就与正在灯下读书的谭秀茹撞个正着。惊慌刹那，女子只问了一句：“外面危险吗？”随即递来热水和粗布衣。第二天清晨，他无声离开，却把一只红铜发卡落在桌上。后来因保密原则，他未再登门，误会却在暗处悄悄发酵。

眼前这位与谭秀茹几乎一模一样。陈赓心头一紧，快步迎上去。声音压得极低——“谭小姐，请原谅我！”他欠身，话里透出歉意。短短八个字，用尽了积攒半年的愧疚。女子停步，眼神里满是疑惑：“你是？”抬眸对视，清澈却陌生。她轻咬下唇，转身欲走，“我不姓谭，先生认错人了。”说罢挽住同伴的胳膊，步子仓促。

陈赓愣在原地。错认的可能性他几乎不接受。面容、身形、甚至眼角浅浅的痣，都与记忆重叠。他再次追上去，语速快到几乎咬字不清：“不会错，当夜巡捕追我，是你收留的。”女子眉梢微蹙，仍是摇头。旁边同伴插话：“她姓陈，陈秀英。”听到“陈”字，陈赓下意识细看。那张脸如同镜像，却的确带着另一种神情——少了谭秀茹特有的沉稳，多了几分学生式的青涩。

有意思的是，这场对质在课间走廊吸引不少旁观者，却并未引来校方注意。身处险境的人对伪装格外敏感，陈赓深知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一句随口的“认错”也许就是对方保命的遮蔽。他迟疑了，目光在“陈秀英”和围观人群之间游移。十几秒后，他压低帽檐，侧身让出路口。两名女学生快步离开，消失在校门口的黄包车后。

转身时，心里像丢了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记得组织提醒：上海滩暗流汹涌，不可轻易暴露身份，更不要给同志添麻烦。假如眼前真是谭秀茹，也许她正用“陈秀英”作新的掩护；假如不是，那刚才那声歉意就抛向了空气。两种可能交织，让他难辨真假，却又无计可施。

当晚，他在工人夜校讲完课，雨后的石库门街道泛着幽光。远处脚步回荡，有巡捕的哨声，也有商贩的吆喝。陈赓缩在暗处，掏出那只红铜发卡，金属微凉。发卡的主人到底是谁？谜团被夜色吞噬。

次年二月，陈赓转赴黄埔军校。一九二七年四月反革命政变后，他在上海街头与一支学生护送队擦肩而过，领头的女青年背影竟与那日“陈秀英”极像。混乱枪声中，他没能再次追上。之后的南昌起义、百色起义、湘鄂赣苏区战斗接连展开，谭小姐和那句“请原谅我”却像钉子一样钉在记忆里，每逢夜深总会隐隐作痛。

历史资料中，再无“谭秀茹”的名字。党组织档案里倒留下数位勇敢的交通员，却多用代号。若真有其人，她或许在某次突围中牺牲，也可能改名潜伏，永远隐匿在城市角落。陈赓后来用“秀茹”二字给一名秘密联络站起暗号，没人知道缘由。直到一九四九年进北平时，他随军路过初春的石榴园，路边海棠盛放，他沉默良久，攥紧那只随身携带多年的发卡，终究无话可说。

在战事与斗争的缝隙里，一场校园偶遇化作终生的歉疚。对于陈赓而言，它像子弹划过骨头留下的暗伤，时日越长越痛，却也提醒他，为了不负那一声“请原谅我”，唯有把歉疚化作更坚定的脚步，走完未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