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6月3日的北京，骄阳刚破雾气，东郊机场却异常安静。向守志随军委代表团登机前，对作战部副部长低声交代：“这次回去后，一周内把整编预案拿出来，不能再拖。”他知道，南京、福州两大军区的命运，就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被改写。
其实，早在年初，中央军委已向各大军区下达《裁减部队与机构调整要点》。十一页文件，最抢眼的是“裁军一百万”和“11并7”的红线批示。接到电报那天深夜，南京军区机关灯火通明，值班参谋在日记里写下一句话：“风雨欲来，谁都得收伞。”
南京与福州合并，被不少人视为“硬骨头”。两块驻地相隔不算远，却各自有独立指挥体系、后勤体系，甚至文工团。历来调防还好说，大规模撤点、撤编却牵动千家万户。向守志心里清楚，一旦处置失当，士气难免波动。
七月初，他赶到福州作最后摸底。陆军第31军老政委郑凡带队汇报，用了一通俗比喻：“一口大锅里两种米，火候不同就要夹生。”向守志点头，却只提了两个字：“团结。”会后，他单独留下几位原福州军区干部，谆谆嘱托：“任何意见都坦率提，方案未定，一切可商量。”
紧接着的问题，是人事。合并意味着机关处室“二进一”，原本一条线上两名正职的人选至少有一人要改任副职或转业。名单初稿由总干部部第三局牵头，四号楼里反复敲定，厚达三百余页。七月末，名单送到南京。那晚，向守志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从灯亮到灯熄，只喝了一瓶矿泉水。
八月1日清晨，军区礼堂。审阅会未开始，向守志把那本名单放在桌角，目光扫过列席者。开场白不长：“干部工作无小事。这份名单，我看了两遍。有一个情况，需要马上解决。”他翻到一页，指着批注处说，“福建来的同志，差不多全是‘副’。我提议，重新平衡，按照德才、资历、岗位需要统筹评议。”
“司令员，这样调整，会不会挤压原南京机关的晋升空间？”有人试探。向守志把眉头一挑：“精兵简政不是内部比拼，而是整体提效。谁合适，就放谁到正位。”声音不高，却让会场瞬间压住杂音。
随后三天，审阅会一连开到深夜。档案袋在桌面翻飞，干部简历、立功证明、体检记录都要一一核对。有意思的是，为避免“内部人情卡位”，会议临时决定抽签排序讨论，完全打乱地域、出身先后。负责记录的参谋感叹：“像极了战场随机点兵。”
最终修改稿确定，原福州军区共有18名副处级干部被提拔为正处，另有三名师级干部直接进入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二级部长序列。合并后的机构比原先压缩近三分之一，却几乎没有出现强烈反弹。傅奎清在给军委的电报中一句话：“士气稳定，编制可保。”
名单尘埃落定，整编搬迁成了下一道关口。九月初，两地机关先后启运，轻装最先开往龙华机场，重装备则走滁州专列。彼时恰逢台风“旺隆”登陆闽东，运输线被迫改道浙赣铁路。江拥辉主动请缨坐镇车站，八小时未离站台。他对部属说：“人到了，心不能散；队伍合了，骨气得在。”
9月20日早晨，合并后的南京军区正式挂牌。旗杆升起的一刻，不少老兵湿了眼眶；他们身上的袖标已换新色，但番号背后的荣誉还在。仪式结束，向守志特意走到原福州军区通讯连排队位置，握住排长的手：“从今天起，你们是南京军区的兵，也是祖国东南防线的兵。”
短暂庆典后，随即是大练兵。秋雨连绵，机动旅在句容丘陵展开合成演练，后勤部为检验缩编效果，刻意减少了一半给养投送。拔营时，有战士打趣：“少了机关，多了脚程，背包轻不轻？”参谋笑答：“轻在背上，重在心里。”
1986年春节前夕，军区慰问团按惯例赴福建。曾经担心的“合并后情绪”并未出现，相反，一位离休干部拉着向守志的手，郑重表态：“我们拥护党中央的裁军决策，也感谢你们没把我们当‘副’看待。”短短一句，算是对那场审阅会最直白的肯定。
此后两年，南京军区在实战化训练、联勤保障等方面屡创全军纪录。1987年秋，国防科委统计数据显示，同等装备基础上，南京军区单位战斗力增长幅度居七大军区首位。负责评估的专家总结原因，第一条便是“机构精干，指挥链条缩短”。
198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新的军衔制，向守志佩戴上将肩章。授衔大厅里，他与江拥辉碰面，相视一笑，无须多言。对两位老将来说，肩章固然闪亮，真正值得珍惜的，是那份在关键节点上共同守住的公平与团结。
南京、福州合并至今已过去多年，当年“福建的同志不能都姓副”的提醒仍被不少老军人挂在嘴边。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条经验：整编精简，数字可以用行政命令减，士气和公心却要靠一把尺子量。那把尺子，名字叫“公平”。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