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9月，大别山的夜风带着凉意穿过九龙冲的槐树。县里一辆吉普车停在李家大屋前，车门刚开，乡亲们已经认出了那个走路带风、脸上略显憔悴的高个子——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十二年没回家，他的第一句话却是：“仓里还有多少公粮？”
简单寒暄后，他被县委安排在县招待所。侄子李良银赶来见面，一进门憋不住兴奋：“叔，您难得回来，咱们照张相留念吧？”李先念点头，但语气很硬：“可以，可别拿着照片到处招摇撞骗。”屋里顿时安静，只剩相机咔嚓一声。
这句重话不是突然冒出来。三年困难刚刚过去，红安的征购指标依旧吃紧。傍晚汇报会上，县委书记低声请求减免，“红安对革命贡献大，能否稍开方便？”李先念眉头一沉：“别跟我讲情面，全国都在过紧日子，口子一开，别人怎么办？”几句短而凌厉，县里干部的侥幸心理当场被戳破。
他向来如此。出生在1909年的李先念，十岁辍学学木匠，十五岁挑木板走夜路去武汉谋生。糠菜半年粮的日子让他记住一个道理：谁的饭碗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他常说，老区更要自立，革命红旗靠枪杆子扛起，日子得靠锄头和算盘过好。
回到家乡的第二天清早，他没有回老屋吃灶火香，而是直奔马鞍山水库。坝基还在垒石，他卷起裤腿踩进泥水里，看着民工们肩挑背扛，“水利是命根子，先把水抓稳，粮才能抓牢。”一句话让现场士气大涨。
午后，李先念只让警卫员打了碗杂面。他边吃边问施工队长：土方挖了多少？坝肩压实到几成？一连串专业术语把队长问得冒汗。别人劝他午休，他摆摆手：“大坝塌了可不是睡觉的事。”
入夜，县里准备了几桌饭菜接风，他只坐了十五分钟便起身，对县长说：“账面上还有多少赤字？把数字拿给我。”自从1949年主持湖北财经，他最在意的就是财政平衡。酒席散得比预想快，夜里十一点仍在翻看县志和预算表。
第三天，他才抽空回李家大屋。老屋的泥墙裂着缝，堂屋里却挤满了亲友。大姐递上热茶，侄媳悄悄塞来一纸条：想让孩子进城当工人。他把纸条折起放进衣袋，抬眼看人群：“干部指标凭本事，家里人别打主意。”语气不重，却让堂屋空气凝住。
当天傍晚，侄子再次提出合影。李先念想了想，还是同意。“但记住，不许往上写官衔，不许拿给厂里求人。”侄子尴尬点头。相片洗出后，他真的把底片锁进抽屉，谁也没敢复印。
离开的清晨，李先念站在村口，眯眼望着山坡稀疏的松树：“杉树值钱，来年多种。”说罢登车，顺手把仅有的半包旱烟递给老邻居，“留着过年抽”。车启动，他回头补了一句：“明年收成好了，再喝老米酒。”
李先念此后直到1979年才再度回乡，看到刀背岭满山杉木，他笑着对陪同人员说：“十几年前的念想，总算成了。”那一年亲戚们又围过来要合影，他依旧那句话：“照，可以，别招摇。”声音虽老，却仍透着锋利。
有人私下议论他“太苛刻”，可他的铁面绝非无情。哥哥患病，他每月自掏腰包寄钱；嫂子去世后，他帮侄儿交学费，却始终不让单位插手。家事和公事，他用一把尺子区分得明明白白。
1988年最后一次回红安，他在茶场算账：亩产多少，成本多少，利润多少。茶场场长汇报，利润翻了一番。他点头：“别光看数字，要抓质量。”当晚，他把县干部叫到房间，谈烈军属抚恤。灯亮到凌晨两点。
晚年病榻之上，他仍打听红安亩产和文盲率。1992年初夏，他握着来京探望的县领导的手，沙哑着嗓子嘱托：“让乡亲们富起来，别欠老区人情。”说完闭目小憩，嘴角还在轻动，像是把家乡的稻麦风吹进了医院走廊。
李先念去世那天，红安集市上有人低声议论：“老李再也不会回来骂人了。”更多的人却放下挑子，望着大别山方向沉默。他们清楚，那位说话带劲、拒绝照相招摇的乡党，给他们留下的不是一张相片，而是一条不求人情、靠双手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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