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越共六大在河内落幕，“革新开放”四个字第一次写进越南政治报告。台下代表鼓掌的声音夹杂着叹息，因为谁都明白：这是不得已的自救。三年前，马路边排队换粮票的身影还历历在目，黑市上连一颗止痛片都被当作奢侈品。越南怎么会走到这一步？视线往前拨回到一九七九年春天，答案藏在中越边境炮火弥漫的那段日子，以及许世友留下的三个“后手”。
七十年代中后期，黎笋在国内高喊“让每家都用上冰箱”，对外却大步踏进柬埔寨、挑衅中国。越军的南北作战把国库烧出了大窟窿，国际援助又因对苏一边倒而锐减，经济危机埋下伏笔。北京不得不亮剑。中央经过数次常委碰头，最终由邓小平拍板：教训必须迅速而有分寸，给苏联看，也给东南亚看。
为了避免“一打就孤立”的处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邓小平走访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李光耀当面说：“越南要是吃了苦头，怪不得别人。”类似表态让河内提前失去缓冲带。次年一月，邓小平站在白宫草坪，对记者抛出那句广为人知的“我们需要惩罚一下冒犯者”。话音传到莫斯科，克里姆林宫权衡再三，没有轻举妄动。
军事层面，两条战线的指挥权分别交到杨得志与许世友手里。那年春节刚过，七十四岁的许世友还在医院吊水，听到命令立刻扔掉药瓶。“首要目标，不是多占地，而是砸烂越军的骨头。”他在临战会上抬高嗓门，“拖长了，苏联就会找理由插手。”有将领担心天气和地形，他摆手：“时间就是武器。”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拂晓，东线炮兵同时开火，莫芒岭的山谷被火光映得通红。短短数小时，同登–莫芒防区成了一片焦土，越军成建制溃散。随后高平失守，河内门户谅山告急。越南国内谣言四起，黎笋开会时拍桌子高喊：“谅山保不住，就挖战壕守河内！”然而三月初，解放军已经出现在谅山省委楼顶挂起战旗，距首都不到一百五十公里。
战略目的既已达到，中央立即下达撤兵电报。许世友接电时，只说了六个字：“懂了，边走边干。”所谓“边干”，便是那三个动作——
其一，沿边境布雷。许世友太清楚对手的嗜战脾气，大面积预埋地雷、破坏交通节点，让越军即便心存报复，也得付出高昂代价。这道雷障此后十余年始终存在，持久地牵制了越军兵力与财政。
其二，拆除北方工业体系。越南几十座工厂、发电站、铁路岔口，多为五十年代中国援建。工兵分批进场，能搬的设备装车北运，搬不动的就拆件、切割或爆破。战后统计显示，光是机床就损失上千台，越南重工业元气大伤，连子弹都得仰赖进口。
其三，清点并回收援越物资。海防、谅山仓库里堆着的钢轨、药品、卡车，一箱箱标着“支援越南”的汉字，被原封不动带回广西。运输不过来的，直接点火、炸药处理。“不能便宜了白眼狼。”一名工兵小声嘟囔，被许世友听见，他只丢下一句：“执行命令。”后来越方估算，这一回损失的物资折合数十亿美元，相当于其一年财政收入。
三个动作表面是战术手段，深层却指向同一目标——削弱越南的持续作战与经济恢复能力。事实证明，效果立竿见影。一九八零年后，越南军费长期占到财政三分之一以上，既要防柬埔寨游击队，又要警惕中国边境，国内建设几乎停摆。工业空心化导致就业紧张，港口里装船的主角从工业制成品变成大米、木材和廉价劳工。
人们很少注意到，越南后来推行的“革新开放”，与许世友当年那三招有着隐秘的因果链：北方工业断裂，逼迫河内从原苏式计划转向市场；长期封锁国境，又让官方不得不向东盟靠拢寻求投资。简言之，中国这一轮反击，把越南送上了不同于最初设想的发展轨道。
当然，越南困境并非完全由外力造成。黎笋时期的“集体化”“战时经济”才是根本桎梏。若没有那一连串冒险政策，许世友的布雷与拆厂也不会演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稻草。经济学家武大甲后来回忆：“八十年代中期，全国工厂只剩三成在运转，电力日供应不足五小时。”数据冰冷，却能说明一切。
有意思的是，三十多年过去，越南在纺织、电子代工领域逐步找回活力，但北部重工业依旧薄弱，自行研制的高端武器寥寥无几。许世友那套“抽筋断骨”的战后举措，至今仍在间接发挥效应。若要追问“为何难以翻身”，历史和现实给出的答案并不复杂：内外两张考卷，只及格一道，终究迈不出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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