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0月8日凌晨三点，北京的秋夜格外清凉，玉泉山灯火微弱却从未熄灭。值班员接连拨出的几通加密电话，把一条绝密指令推向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室：上海可能要出大状况，必须马上有人盯住。
天亮前的四个小时里，谷牧、袁宝华已把人选圈定——徐良图、王守家、曹大澄、李景昭、王德瑛、干志坚、周力、陈斐章。八个人，平均年龄不到五十岁，没有军衔，却深谙全国生产调度、人脉遍布各省。谷牧看着名单说了一句：“熟门熟路更不容易露馅。”
当日清晨七点半，王守家刚踏进计委大楼就被袁宝华拉进小会议室。门一关，谷牧已经坐在窗边等候，话不多——“要在上海听见枪声之前，把情况搞清楚”。八位老部下互递眼神，没人问“四人帮”三个字，但所有人心里都点了头。
十月九日八点整，CA916次专机起飞。航程不到两个小时，机舱里却悄无声息。王守家用铅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地名：锦江饭店、工交组、衡山路。徐良图扫了一眼只说一句：“凭咱们的来头，去什么地方都说得通。”这短短一句便是全部“动员”。
虹桥机场的风带着咸味。理应接机的工交组却杳无踪影。王守家给值班室追电，“怎么没人？”对方一句“旅馆客满”推得干干净净。挂断电话的瞬间，大伙儿明白——自己已被盯上。
半小时后，一辆面包车晃晃悠悠开来，车门一拉，司机先抛出一句：“春桥同志身体还好吧？”味道不对，但大家表情没变。车子在衡山路旁一幢三层小楼停下，房间简陋到连热水都没有，显然只是临时看守点。
傍晚，工交组副组长亲自出现，说是“待遇不好意思”，把八人送进装修考究的衡山饭店。饭店楼梯全部封闭，楼道里永远站着俩“服务员”盯梢。徐良图吐出一句：“金笼子也是笼子。”大家达成共识——主动出击。
第二天一早，曹大澄借“拜访书画朋友”甩掉保安，背着一卷新取的《菊花螃蟹图》直奔愚园路。王一平正在家中候客，见到画卷，先对屋里另一位瘦高个说了句：“自己的兄弟到了。”这一声暗号，确定双方身份。瘦高个名叫李庸夫，上海市委秘书处老资历，掌握市委每一次秘密碰头会议记录。
王一平听完北京方面的任务，掏出笔记本递过去，上面密密麻麻写着：10月7日晚23时，徐景贤、王秀珍下令民兵一级战备；电台、报社强化武装值守；三万一千民兵待命。字迹不算工整，却字字要命。王一平低声补一句：“他们已做好两手准备，要么抢电台，要么劫指挥部。”
情报到手，八人立即分工。李景昭带全部材料飞北京，干志坚负责在饭店与工交组接洽掩护，曹大澄继续同王一平、李庸夫保持暗线。10日晚20点，王守家送李景昭登机，航班起飞那刻，上海上空没听见枪声，但谁也说不好下一秒会不会爆。
11日清晨，北京西郊机场的夜雾还没散，李景昭的皮包已经摆在谷牧案头。材料编号“上海来信”第一号。不到半小时，文件送达华国锋、叶剑英手中。两位中央领导迅速拍板：把徐景贤、王秀珍调京谈话，由马天水本人打电话“请”回来。
12日下午，徐、王二人抵京。面对确凿证据，他们只能点头称是，并让上海方面“等我们回来再说”。上海民兵随即解除一级战备，武装叛乱的链条在无声中断开。
衡山饭店里，电梯口的“服务员”突然消失。工交组的人改口称“中央有新指示，诸位同志可自由行动”。八人互望，会意而笑——任务完成。
有人问，为何派的不是特种兵而是计委干部？原因简单：工业系统、运输口、物资部门掌握着城市脉搏，他们的来去最不易惹眼。更关键的是，这群人对当时的政治风浪有足够敏感度，也有一点“办成事”的老到劲。
不得不说，那段秋日暗流涌动。如果上海真把三万多民兵推上街头，后果难以估量。正因为八人小组抢在枪声前递出材料，北京才采取“请上飞机”“谈一谈”的办法，把潜在火药桶轻轻拧上了安全盖。
事件过去多年，八位参与者大多归于平静，有的回到原岗位继续搞计划工作，有的调往地方支援基建。他们没有立勋章，也鲜少回忆那一次暗战，但历史档案里保留了“76·10特别行动”四个字——这是对那场无声较量的唯一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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