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冬，北京钓鱼台一间会场里，科研口、工业口干部围坐讨论“喷气式客机和拖拉机哪个更重要”。谷牧默不作声，他心里盘算的却是中国与西欧的真实差距。
那时全国外汇储备只有十五亿美元，工厂造不出易拉罐，也产不出彩电。散会时，有人小声说：“咱们得出去瞧瞧，不看心里真没底。”一个看世界的计划就此萌芽。
1978年5月12日，谷牧率团飞抵巴黎。按惯例，总理级才配红地毯，可法国总理巴尔亲自迎接，还用法语介绍：“欢迎总理代表——谷先生。”礼节之外，是不加掩饰的经贸期待。
香榭丽舍宫的宴会中，连中方警卫袁增春都被请上桌。法国人直言，友谊没问题，重点谈生意。那份急切，代表团成员一眼能看出来。
随后一行转赴比利时、丹麦、瑞士、西德。从皇宫到州府，警车开道，排场超规格。有人打趣：“一路像招商，又像推销。”其实对方经济正受石油危机拖累，技术、设备、资金压仓，等着找出口。
谷牧先不签订单，专找生产现场。瑞士伯尔尼一座低水头电站，装机二点五万千瓦，只要十二名职工；控制室节假日无人值守。随行电力专家沉默良久。
马赛的钢厂年产三百五十万吨钢，仅七千人。武钢那年二百三十万吨，却用六万七千人。数字摆在面前，差距明晃晃。
西德北威州露天煤矿更抢眼：五个人操作巨型轮斗挖掘机，一天四十万吨。国内要同样产量，需要十六万工人。同行挖煤干部直叹：“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路网差距同样刺目。西德高速公路只占全国公路两百分，却承担三分之一货运。那一年，中国还没有一公里真正意义上的高速。
谷牧问融资额度毫不客气：“贷款能给多大？”丹麦答：“写多少批多少。”北威州州长更夸张：“五十亿马上批，二百亿饭后再谈。”夸张也好，诚意也罢，归根结底——他们缺市场。
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谷牧每天把见闻记进小本子，晚间讨论常拖到凌晨。有人担心设备引进后没人会用，他摆手：“管理也是技术，照样学。”
6月6日返程。飞机舱里，报告框架已成：差距、机会、对策。下机前，他对记者只说一句：“数据会说话。”
6月22日，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灯亮到深夜。华国锋、叶剑英、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全程听完七小时汇报。谷牧一句：“我们大约落后西欧二十年，人均更远。”会场静到能听见翻纸声。
聂帅当场表态：“需要什么就引进，别再磨蹭！”邓小平紧接补充：“时间最紧，要快谈快签。”方向清晰，对外开放从此按下加速键。
随后务虚会连开二十多天，外贸、财金、机械口轮番上阵，比差距、列清单，讨论尖锐却务实。谁都明白，市场窗口不会长久等人。
同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正式转向现代化建设。谷牧那趟西欧行，成了一把钥匙，把沉重的门悄悄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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