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11日上午，巴格达上空的雾霾比往常更重。就在同一天，距离波斯湾一千多公里的利雅得，美军空运部队正把最新一批“爱国者”导弹架设完毕。紧绷的空气里，中东每一条新闻都像火药味十足的电报。就在这时，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的专机抵达萨达姆国际机场，他此行带着北京对“和平解决”四个字的执念。
踏出舷梯时，随行人员看到迎接队伍里并没有萨达姆的身影，而是伊拉克外长阿齐兹。阿齐兹素以嘴硬闻名，“伊拉克外交铁墙”是西方媒体给他的外号。车队从机场驶向市区，沿途士兵荷枪实弹，坦克炮口覆盖首都干道，两侧巨幅海报上是萨达姆挥手的肖像。身处这幅图景，想忽视战争阴影都难。
下午一点整，双方在外交部会客厅对面而坐。钱其琛没有寒暄，先亮出北京的判断：伊拉克如果继续占领科威特，联合国授权的武力行动随时会启动。话音刚落，阿齐兹挑眉，“华盛顿拒绝真谈判，巴勒斯坦土地至今还被以色列占着，凭什么先让我们撤？”他说这句话时，眼里带着明显的不服。钱其琛闻言，只抬手示意对方稍安，“中东任何一场热战，都可能把整个地区拖进深渊。”他语速不快，但句句沉甸甸。
有意思的是，伊拉克媒体当晚居然用大幅篇幅报道了这场会晤，却故意忽略了“撤军”二字，只渲染中国支持阿拉伯正义事业。两国立场被并列放大，外电很快捕捉到不同解读，华盛顿的传真机响个不停。伊拉克显然需要借“东方大国”来平衡国际舆论，中国则希望用最后一丝努力阻断战火。
钱其琛随即马不停蹄地拜访了巴解组织主席阿拉法特。阿拉法特一向与巴格达关系密切，他把科威特问题与巴以冲突捆在一起，“同意撤军也行，让以色列先退。”这种“交换”思路表面合情合理，却让危机更难拆解。钱其琛提醒：“把两件事绑在一起，只会让华盛顿更有借口动手。”阿拉法特沉默片刻，轻声说了句：“局势已经被人推着走。”
11月13日傍晚，真正的焦点会谈终于在总统府上演。见到钱其琛之前，萨达姆刚结束与军方的作战方案讨论，军服未脱，神情疲惫却仍然高亢。寒暄之后，钱其琛递交了时任国家主席杨尚昆的亲署信函，随后直接进入正题：伊拉克若按安理会要求撤军，战争或许还能避免。萨达姆靠在椅背，右手摆动雪茄，只回了一句夹着阿拉伯口音的英语：“Kuwait is ours， period.”（“科威特本就是我们的。”）
“香港是中国的土地，这点从未动摇；但科威特在国际法上早已是一个主权国。”钱其琛举出中国与英国达成《中英联合声明》的例子，强调和平谈判而非武力收回。然而，萨达姆并不买账，他把桌上文件一推，声调陡升：“伊拉克忍了半个世纪的殖民分裂，不会再忍。”短短十几秒，对话便陷入僵持。
值得一提的是，会谈期间，钱其琛并未端出任何“调停方案”，他只一次次提示风险。美国已在波斯湾集结二十多万兵力，法国、英国、埃及、沙特纷纷参战，国际油价飞涨。战争机器一旦启动，将不再受任何人控制。这番话没有威胁意味，却像体温计，显示出战火的临界温度。
夜里十点，钱其琛离开总统府，外面的警报声此起彼伏。伊拉克军方当天宣布继续在边境加强兵力。不少记者堵在门口，闪光灯连续爆闪。钱其琛只说了一句话：“我们一直主张和平。”随后钻进汽车。车窗反光里，是巴格达夜空来回扫射的探照灯。
从巴格达到开罗，再到巴黎，直至返回北京，这趟紧急穿梭耗时半月。其间，沙特国王法赫德向钱其琛透露，美军在境内的兵力已超过二十万人，大规模攻势最迟明年一月发动；约旦国王侯赛因则私下感叹：“伊拉克若不退，阿盟五十年努力就付诸东流。”这些信息，再次验证北京判断的准确。
1991年1月17日凌晨，联军对伊拉克境内目标发起代号“沙漠风暴”的空袭。巴格达上空的导弹拦截火光，把底格里斯河岸照得通明。开战前，萨达姆曾在电视镜头前重申那句“科威特属于伊拉克”，并扬言“世界将见证一场持久战”。然而，仅仅四十二天后，伊拉克宣布接受联合国停火决议，科威特复国，巴格达陷入漫长制裁。
回望钱其琛那次“闪电斡旋”，有人评价并未阻止硝烟，价值有限。可熟悉外交史的人都清楚，中国彼时既不在任何一方的军事同盟内，又承担着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责任，能做的唯有“最后一次提醒”。国际政治往往是棋盘，棋手各怀算计，执白执黑皆不由己。
多年后，钱其琛在回忆录中提到此行，只写了短短几行：“我们说了能说的话，做了该做的事。”他没有再评判萨达姆当年的回答，也未对那场战争作过多感慨。或许在职业外交家眼里，谈判桌上留下的空椅背，已是最具分量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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