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1月25日清晨，滇桂交界的雾气尚未散去，前沿观察哨却已记录到越军炮口的异动。两个月来，越南边防部队时断时续的挑衅让中方耐心迅速被消耗，战火的导火索就此埋下。
进入2月，河内当局的口气愈加强硬，既宣称“南疆铁壁”，又鼓动边境民兵越线袭扰。2月17日凌晨五时，解放军多路突进，老山、公婆岭、高平、谅山同时开火。短促的炮击后，大规模地面进攻铺开，越军几个师被直接撕开缺口，前沿据点一日数换主人。
战场推进得比预估还快。过境第五天，109师工兵分队已把浮桥架到奇穷河上，重型坦克持续北移。越军原指望丛林减慢对手脚步，却发现对手夜战、穿插样样熟，火力还远胜西贡时代。
3月3日傍晚，新华社连发三张电讯图片：鲜红的五星红旗插在谅山省政府门前。外电迅速跟进，东京、大阪、曼谷的晚报均以头版通栏报道。日方驻越记者说：“照这个势头，河内恐怕保不住一天。”
事情的戏剧性在于“北京的沉默”。中央军委在3月4日晚连夜开会，反复琢磨是否要扩大进军。许世友、杨得志的态度颇为激进，作战局却摆出数据：自2月17日至3月3日，平均每日前推十五公里，后勤补给线已拉长至极限，若再南下，将进入越军纵深防御带。
同时的莫斯科暗流未停。苏军远东集群在滨海边疆区调集了九十七个加强营，铁路线上满是T-62坦克。克里姆林宫虽未摊牌，却用动作提醒北京：莫逞强。华府也保持曖昧，表面支持中国“自卫”，实则不愿见到北京深陷热战。
3月5日午后两点，新华社播发“撤军”公告：对越自卫反击任务完成，部队自当日起分批北撤。电文行文平静，却等同在国际舞台上落下定音鼓。
得到译电的越共中央即刻开会。国防部副部长阮文进重拍桌子：“中国在撤，正是反攻良机！”话音未落，黎笋摆手打断：“不要被胜负冲昏头脑，他们是秩序后撤，若贸然追击，只能添白骨。”室内霎时鸦雀无声，这便是那道“不追击”的命令。
黎笋为何顶着压力也要收兵？一来是河内守备薄弱，主力尚在柬埔寨战场回撤途中；二来补给线已被打乱，炮弹匮乏；三来担心苏联援助迟迟不到位，一旦首都真被围，政权根基不保。军方虽愤懑，却只能默认。
反观解放军撤退方案，主打“边打边撤”。部队出发前已做好“回头打”的准备，沿途桥梁早埋火药，山口布置重火力。11军凌晨五时拔营，至8日即完成越境，期间还反压越军三百余人；13军按既定路线后收，连一名轻伤员也未落下。
唯一的严重损失出在50军150师448团2营。军区命令漏传导致路线分歧，该营钻小路回撤，被越军炮兵截断。六小时激战，副团长胡庆忠壮烈牺牲，营部几近失联，伤亡超过半数。战后，两名副军长降职，一名副政委受警告，此事在军内被视为典型事故。
撤军完毕的3月16日，总结会上，邓小平一针见血：“我们是去教训，不是去占领；该收手时必须果断。”统计数据显示，整个战役共歼敌五万四千余人，自身付出阵亡、负伤两万六千余的代价，其中撤退阶段伤亡不足两成。
越南社科院后来撰文承认：若中方越过北汐、大同一线，河内将陷入失守危险。换句话说，北京的决策把战争规模精准地锁在“惩戒”而非“毁灭”。
撤军后，紧张并未结束。边境炮声此起彼伏，十年拉锯，直到1990年代初才全面停火。军事意义之外，这场战役也让中国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联合作战、后勤保障、电子对抗中完成了一次代价沉重的实战演练。
越南则错过工业化良机。彼时的马来西亚、泰国已开始引进外资建工业园，而越南把主力部队钳在北部边境和柬埔寨战场，外汇枯竭，工农业几近停滞。数名经济学家事后评估，这场对抗使越南至少落后东南亚同行十年。
战争的终点往往只是另一段历史的起点。1979年3月，那道由黎笋亲口下达的“不追击”命令，既是权衡利弊后的理性选择，也折射出大国博弈中的无形压力。刀光火雨终将散去，可决策背后的盘算与教训，仍在史册间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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