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春，解放军的工兵连在天津近郊破除一道旧日暗堡时，从潮湿的夹墙里扒出几份伪军公文。纸张上“特工总部”四个毛笔大字十分扎眼，旁边还留着“李士群呈汪主席”字样。战士们瞧了稀奇，便把东西原封交给华北局。不久，材料被送进中央档案室封存。谁也没料到，六年后，它会突然联系到另一件埋藏更深的往事，并让一位功勋卓著的地下工作者跌入命运的低谷。
1955年3月25日，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会上，毛主席提醒与会者，如历史上有未交代的个人问题，要抓紧说明并形成书面材料。此话音刚落，会场并无骚动，可台下几位长期从事隐蔽战线工作的同志目光微动。潘汉年低头记录，笔尖却微微打颤，脑里闪现出十二年前那趟南京之行的每一帧画面。
时间回到1931年。顾顺章在汉口叛变后，上海的秘密交通网几乎被连根拔起。周恩来必须迅速补位，他挑中了言辞利落、反应灵敏的潘汉年，让其接手特科二科。对潘汉年来说，这是一场“说调就调”的急转弯：昨天还在印刷横幅，明天便要戴礼帽、走弄堂、接密函。也正是从那时起，“伪装、试探、周旋”成为他日常。
到1943年春，潘汉年已是华中局情报部部长。情报显示，日伪可能对淮南根据地大规模扫荡。为摸清具体兵力和时间表，他决定亲赴上海，再经李士群、胡均鹤这条曲线打探更多细节。李、胡虽为汪伪特务，却惯于左右逢源。潘汉年借此窗口多次截获军事电报，新四军因此避免了数次被合围的危险。
然而那年三月的一场“临时转向”彻底改变了事情的走向。李士群故意放空上海，诱潘汉年去南京。抵达当晚，他还未见面，便先听到一句试探：“汪先生想和贵党朋友谈谈大事。”第二天午后，客厅门推开，身体羸弱的汪精卫拄杖而入。寒暄后，他抛出一句：“我们打算成立联合政府，共产党愿否参加？”潘汉年压低声线，“绝无可能”，语气干脆。短短二十分钟，会面草草收场，双方各无所得。但李士群达到了秀肌肉的目的：让外界看到汪伪“仍可与共党对话”的假象。
按照组织纪律，任何与顽伪高层的接触都需立刻汇报。那时局势紧张，驻扎淮南的新四军正调兵遣将，潘汉年先把作战情报送达，打算稍后补报南京细节。未料八路军、华中局频繁转移，他几次试图提笔，又被各种临时任务打断。久而久之，这桩闪会竟被压到角落。
抗战结束，潘汉年赴延安参加七大。毛主席热情握手，“中央了解你的情况，对你有信心。”这句安抚让他心头一宽，迟报的想法再度被搁置。就这样，十二年过去，南京往事逐渐沉入心湖，直到1955年北京那个春日，它才被彻底唤醒。
会议散会第二天，潘汉年找到陈毅。“我有件旧事必须说明。”随后递上六千余字亲笔报告，详细记录在沪策划、赴宁过程及与汪精卫会晤全程，并检讨长期未报。陈毅阅后大惊，当即乘车进中南海。途中，他只向秘书低声一句：“问题重大，要见主席。”
夜色中，他将报告递上。毛主席迅速翻阅，神情凝重。短暂沉吟后，他说道：“此人从此不能信用。”又补了一句指令，“立即逮捕”。秘书记下批示，电话直通公安部，行动连夜展开。
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饭店被控制。整个过程安静得令人心寒。老同事陆诒多年后回忆，仅听到走廊里皮鞋贴地的轻声摩擦，之后一切归于寂静。
案件进入审查阶段，军统、伪府、苏区、延安多方档案被调集比对。数月后，调查组得出结论：潘汉年未与汪伪形成合作，也未泄密，但长期隐瞒属重大政治错误。即便如此，组织仍需喷火般的警觉。冷战风声骤起，谁也承担不起一次情报“误读”的代价。
潘汉年关押期间，许多老地下人员递交说明，列举其抗战功绩——筹建35个联络站、策反20余名国民党军官、护送百余名文化界人士出险。材料厚厚摞起，却难以抵消“隐瞒”二字的分量。案件悬而未决，他在狱中熬过二十二年。1977年4月，病逝于秦城医院，享年71岁。
改革开放后，中央重新清理隐蔽战线历史。1982年，中央文件明确指出：潘汉年始终忠于党，其历史功过应以贡献为主。骨灰安放于八宝山革命公墓。墓碑前，每年都有几位头发花白的老人静立良久，他们多半懂得一句老话——情报战场极窄，容不得半步差池；可一旦走上这条路，再多的惊心动魄也难免消失在无声档案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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