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6日的夜里，苏州河两岸灯火昏暗，胡均鹤穿着一身旧呢大衣，夹着厚厚一沓名单走进丹阳车站。他对身边警觉的手下说了一句：“去见饶书记，这回可别出岔子。”那时候，他已决定把潜伏在上海的中统特务网全部摊在共产党人面前。多年后回望，这一晚像一枚钉子，钉在了他坎坷命运的节点上。
时间拨到1982年9月。潘汉年冤案平反的公报贴出没几天，已经七十六岁的胡均鹤被批准保外就医，离开山西阳泉劳改农场。车厢里闷热，他扶着座椅喘气，一路咳得停不下来。陪同的狱医提醒多喝水，他摆摆手：“先把潘主任的事弄明白了，轮到我，也得有人说句话。”这句自言自语，连旁人都听出那股急迫。
胡均鹤一生像一条多次改道的河。1907年，他出生在江苏吴县，父亲早逝，家中清苦。少年当学徒、做过搬运工，手上老茧至死没退净。1926年，他在上海纱厂工人集会上被李强、瞿景白看中，加入共青团，很快转为中共党员。四一二后，白色恐怖笼罩申城，胡均鹤在弄堂里和巡捕绕着圈子跑，硬是没掉队，党内评价“胆大心细”。
事情从1932年急转直下。团中央机关被破坏，他落到中统调查科手里。顾顺章出的主意“攻心为上”直戳软肋：妻子赵尚芸即将生产。铁椎般的审讯声里，他心口却被一句“你愿意孩子没爹吗”击穿，防线崩溃，叛变。自此，“叛徒”两个字像烙印，跟他一辈子。
抗战期间，他在中统华中系统任职，本想补救，却于1939年被李士群“请到”76号。日伪宪特让他再一次作出选择，结果还是低头。遗憾的是，第二次背弃后，他又暗中为中统、为共产党做情报输送——两边都防，两边都想讨好，这份扭曲的求生欲在档案里留下厚厚一摞笔供。
1941年秋，潘汉年通过关露与李士群搭线，胡均鹤被指定为联络人。他负责接站、安排掩护，甚至在半夜驾小汽艇护送刘晓、王尧山等人从洋山口子绕到苏北。同车的新四军干部小声提醒潘汉年：“他是中央通报的叛徒。”潘汉年答得利落：“能用则用，先保命最要紧。”
抛开情感判断，胡均鹤那几年对抗战确有贡献。正因如此，抗战胜利后南京国民政府只判他十年，且很快就把他当“潜伏资产”又放出来。上海即将解放，饶漱石、扬帆采纳“以特反特”思路，胡均鹤赶巧押上最后一注——带名单、供路线，协助肃清敌特。此举为他赢得短暂喘息。
1951年起，形势骤变。“历史问题”三个字压顶，他被撤职，在家闲坐三年。1954年9月，公安人员敲响弄堂木门，他顺手把茶杯放下：“该来的还是来了。”三个月后，扬帆也进了看守所，而潘汉年则在北京的审讯室中一次次重述当年与汪精卫短暂会面的经过。一条线，三个人，同时跌进深渊。
关押的二十八年里，胡均鹤的标签从“战犯”到“反革命”再到“历史反革命”，不断叠加。他明白自己早年叛变、投敌无法抹去，可他也清楚：潘汉年如果被认定为“特务”，那么为潘跑腿的自己必定万劫不复。1978年中央重新审查潘案，他在看守所里听风声，却无人搭理。直到1982年8月，平反通知正式下达，他才被允许离开高墙。
这年中秋刚过，上海浦东的海风已带凉意。胡均鹤颤着手，让儿子写申诉信，“名字、时间、地点，能对的都对上，别漏。”翌日一早，儿子抱着文件袋往市中级法院递材料。信里要害就一句：若潘汉年无罪，延伸案应逐一复查，“我的事儿该说清楚了”。
复审历时十八个月。办案人员查阅1941—1945年填写的密档，勾线标记时不时摇头：同一日期里，胡均鹤既在汪伪特工总部档案出现，又在中共秘密交通站的日记出现。资料交叉验证后，组织给出结论：叛变是真，后期“戴罪效劳”也是真，解放后再叛无证据。依照党中央一贯政策，“既往不咎，功罪并陈。”
1984年4月，平反通知书正式送到他租住的石库门里弄。通知用了六十六个字：潜伏特务定性不当，反革命罪名撤销，享受行政十五级离休待遇。胡均鹤盯着“撤销”二字良久，嘴角抽动一下，把纸条折整齐放进薄木箱。邻居来探望，他只是笑：“总算有个结果。”
同年，旧识龚定中写信到市公安局，想追究当年刑讯之痛。工作人员调查后回访龚定中，告知胡均鹤已平反。龚愣了好几秒，叹句“世事难料”，信件作罢。胡均鹤对此没回嘴。他常说一句话：“自作自受，别怨天。”这句话听着倔强，更多却是一种自知。
1993年3月，胡均鹤因脑溢血离世，终年八十六岁。丧事简单，遗体告别厅里挂着黑底白字挽联，没有花哨头衔，只有“曾任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一行小字。送行者大多是当年公安系统的老人，也有人是他解救过的地下党员。议论不多，偶有人轻声说：“复杂的人，复杂的时代。”
潘汉年的墓碑在苏州狮子林侧，胡均鹤的骨灰最终安放在上海闵行公墓，两地隔着三百公里。山河无言，往事亦不再争辩。但在人们翻阅那段档案时，总会读到1982年那封简短的申诉信——它像扳机，扣响后，尘封多年的真相才得以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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