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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人还没动刑,他就先把自己“卖”了。
而且不是一点点,是当着特务的面,承认自己是共产党。
更离谱的是,等人家准备放他走,他反而低声下气地求了一句,再关我几天吧。
事情就发生在1930年的重庆监狱,主角叫罗南辉。
这种情节如果放在影视剧里,弹幕肯定已经刷满“编剧喝多了”。
可这事偏偏是真的,而且越往后看,越觉得这人清醒得吓人。
罗南辉出生在成都西郊的贫苦农家,1908年生人。
家里穷到什么程度呢,能吃饱就算好日子。
小时候砍柴换铜板,换来的钱要一枚一枚交给母亲。
书没念几年,就辍学去水烟铺打工,后来铺子倒了,人也失了活路。
走到当兵这一步,说穿了不是理想驱动,是生计所迫。
听说当兵有饭吃,他不满十八岁也硬往招兵点挤。
新兵营的日子不好过,训练密集,淘汰也狠。
有人半个月就跑了,有人伤了脚被抬走。
罗南辉没走。
他心里明白,这是唯一能站住脚的地方。
后来在部队里,他接触到了共产党人的书和思想。
公平,解放,这些词对他来说并不抽象。
因为他见过不公平,也活在被压着的生活里。
1927年,他秘密入党,没有脱离军队,而是留在川军里做兵运工作。
白天训练,晚上联络,表面是普通士兵,实际在悄悄把人拢起来。
到这里为止,你会发现一个细节。
他一直都不是冲动型的人。
每一步,看起来被动,其实都很清醒。
真正让罗南辉在部队里“立住”的,是彭县那次行动。
彭县当时被军阀杨监于把持。
横征暴敛不说,手段也狠。
不交税就抓人,有的被割耳,有的连棺木都要交钱。
消息传到罗南辉这里,是一个逃兵跪在营地里哭出来的。
他听完后,没有立刻拍桌子,而是先向上级请示。
调令下来,他带着一个营进驻彭县。
杨监于很快嗅到了味道,摆酒设宴,还准备了一万大洋、百亩田、一套院子,意思很明白,大家都懂。
罗南辉拒绝得干脆。
他没有当场翻脸,而是带人下乡走了一圈。
看到的是发霉的谷子,是孩子为一块冷窝头抢得面红耳赤。
百姓见到他就跪,说救星来了。
那一刻,他的态度才真正定型。
行动开始时,他把部队分成三路,封宅邸,控仓库,围军营。
战斗时间不长,杨监于的人就散了。
人被抓,枪械收缴,财物登记,一笔一笔返还给百姓。
有人送鸡蛋猪肉来感谢,他全退了。
这段经历很关键。
因为它说明一件事,罗南辉不是靠一时血气做事。
他要的是纪律,是可持续的信任。
如果那次他收了礼,后面的地下工作就全毁了。
1930年冬天,他接到新任务,前往万县,接替牺牲的同志,负责川东特委军委工作。
这一次,风险明显更高。
他剪短头发,换破长衫,一路步行,走了一个多月。
万县的接头点在春来茶馆。
暗号响了,人却没出现,出现的是特务。
被捕之后,没有打,没有骂,还给热饭热水。
这反而更危险。
因为那意味着对方想放长线。
等他出去,再顺着他把整个网络摸出来。
罗南辉很快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做了一个反常的选择。
他先开口,说自己是共产党。
说得很快,也很乱。
再往下说,就开始把自己说成一个不识字的跑腿乞丐,为了两块大洋送信,信的内容不知道。
王陵基不信,也不完全不信。
信是真的,人却不像干部。
试探一轮又一轮,他的说法始终没变。
半夜做梦都在喊别打我,什么都说了。
最关键的一幕出现在放人那天。
特务决定放他走,觉得没价值了。
他却哭着求,再关几天吧,外面活不下去。
这句话,直接把对方的警惕心打散了。
正常地下党员,不会这么说。
太反逻辑了。
他就这样被当成废棋扔了出去。
毫无疑问,这是一次成功的反审讯。
他没有靠沉默,而是靠精准控制信息。
他给了敌人他们想要的那种“结论”,一个不值得继续投入的对象。
回头再看整件事,你会发现罗南辉从头到尾没有赌运气。
他赌的是对敌人心理的判断。
他知道什么时候该硬,什么时候该软。
也知道有些时候,活着比逞强重要。
不是怕死,是清楚死在哪儿才有意义。
所以他出狱时嘴角那点笑,不是庆幸自己逃过一劫,而是确认了一件事。
那条线,保住了。
这种人不显山露水,却往往站在关键位置。
敌人以为自己赢了,其实输得很彻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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