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4月，中南大地乍暖还寒。中央人民政府老根据地访问团的卡车在麻城山道上缓缓前行，车厢里装着厚厚的慰问品，领队正是久经沙场的王树声。
一到罗田县的林湾，乡亲们没先接慰问品，而是抡起锄头往一处荒坟岗刨土。不到半个时辰，银灰色金属块露出地面，机翼标志着一颗褪色红星，有人激动地喊：“这是‘列宁’号！”
这架飞机一埋就是二十年。抗日、解放两场大战役都没能唤醒它，直到这次老区慰问才重新“起飞”。关于它的主人龙文光，乡民只记得三个词：飞行员、红军、壮烈。
回到1920年代，四川重庆县彭家伙村的龙家书声琅琅。龙作霖无子，将外甥彭文光收为养子，更名龙文光。少年聪颖，好读《新青年》，对国事颇多愤懑。
五四思潮吹到西南后，他一句“救国须从军”说服家人，辗转考入黄埔三期步兵科，枪械、队列样样拿手。教官评价：“脑子活、枪口稳。”
随后航空热兴起，广东航校招生，龙文光抢到了名额。1927年，又被挑去苏联第二航空学校深造。回国时已是国民党空军少校，常驾机穿梭沪宁杭，技术一流。
1930年3月16日暴雨迷雾，他执行空投任务燃油告罄，被迫在罗山县陈家河河滩迫降。附近正是鄂豫皖根据地，赤卫队闻声而至，飞行员和飞机一并被带走。
指挥部里，徐向前看着这位少校，语气温和：“同志，不必紧张，讲讲你的来历。”龙文光抬头，只回了一句：“如果信仰相同，愿意并肩。”短短半天，他从俘虏变成同志。
改名龙赤光后，他提出先修飞机、再藏飞机。群众连夜搭浮桥，四块门板并起来就当“滑道”。有人挑灯说：“只要能飞起来，再苦也值。”
1931年5月，鄂豫皖特区工农政府给这架修复的侦察机举行命名礼，红布揭开，“列宁”号三个大字映红机身。新生的红军航空局就此挂牌，龙文光任局长。
同年7月，新集机场试飞，人山人海。起落一次成功，党政军欢声震天。9月，龙文光驾机侦察黄安，顺手撒下传单，国民党高层被惊得彻夜难眠。
11月黄安战斗吃紧，徐向前拍板让“列宁”号挂弹出击。机舱里只塞得下几枚简易集束弹，目标却是赵冠英指挥部。两声巨响后，守军阵脚大乱，红四军乘势破城。
“敌有空军”的谣言在武汉升腾，蒋介石下令悬赏十万大洋缉拿龙文光。敌机几十架围捕，他凭超低空贴山飞行甩脱，还打伤一架追击机。
1932年夏，四面围剿骤紧，飞机体积大、转移难，红军只得将其拆解，深夜埋进回龙寺与架山堡之间。掩护部队一个营硬扛敌团，完成“地藏”任务。
可惜龙文光在撤离中与主力失联，化名进汉口暂避，却被特务盯上。1932年8月9日夜，他被捕。蒋介石亲批“可降则留，不降则毙”。一年后，刑场枪声划破黎明，他终年三十四岁。
飞机沉睡地下，主人血洒江汉。直到1951年4月挖掘完成，机身残件被送往北京，复制成1：1展品；湖北省博物馆留下一小块机布和一首“绝命诗”，署名依旧龙文光。
今天再看这段往事，从飞行员的人生抛物线，能读出早期红军敢为人先的气魄，也能看到群众力量托起一架飞机的坚韧。从技术到信念，“列宁”号的轰鸣声虽已停歇，它留下的震动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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