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账，算不清的。
比如拿一个县去赌一个国运，这笔账怎么算？
在四川北边，大巴山褶子里藏着个叫通江的地方，这地方的人就算过这笔账。
算到最后，家家户户的户口本上，都只剩下了老人和娃娃。
1932年那个冬天，山里的雪下得特别大。
徐向前带着他的红四方面军，像一群从天上掉下来的兵，浑身是土，衣裳破得跟渔网似的，就这么一头扎进了通江县城。
他们是从鄂豫皖那边败退下来的，说好听点是战略转移，说难听点就是一群没了家的兵。
通江的老百姓一开始瞅着这帮人，心里直打鼓。
兵过如梳，匪过如篦，这年头穿军装的，没几个好东西。
大家伙都把门板上得紧紧的，生怕自家的鸡被顺走了。
可怪事接着就来了。
这帮兵不抢粮食，反倒把城里大地主刘猴子的粮仓给撬了，把一袋袋谷子往穷人怀里塞。
他们见人就喊“老乡”，说话客气，还帮着挑水扫地。
通江人活了大半辈子，头一回见着这样的军队。
地主老财们吓得腿肚子转筋，可泥腿子们的心，却一点点热乎起来了。
他们觉得，这帮人跟以前刮地皮的川军不一样，他们是站咱穷人这边的。
人心这东西，最实在。
你给他一碗饭，他能记你一辈子。
红军在通江干的事，就是这么简单直接。
没过几个月，川陕省苏维埃政府的大牌子就在通江县城挂起来了。
通江，这个没人听过的小地方，一下成了红军的大本营。
消息传开，整个县都炸了锅。
年轻后生们扔下锄头，成群结队地往县城跑，要去当红军。
爹妈拦都拦不住，有的老汉甚至自己也想跟着去，嫌年纪大了，人家不要，就在家捶胸顿足。
有个叫张二娃的后生，家里弟兄五个，他领着四个弟弟全报了名。
他娘哭得跟泪人似的，一边哭一边给他们缝布鞋，鞋底纳得密密的，说：“去了要好好打仗，别给咱通江人丢脸。”
她不知道，这一送，五个儿子就再也没回来一个。
整个通江都疯了。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参军，这是把整个县的家底都掏出来，押在了红军身上。
他们信红军说的话，信以后能有自己的地，能过上好日子。
为了这封信，通江人把命都豁出去了。
红军要在通江站稳脚跟，光有人不行，还得有枪有炮。
可国民党把路都堵死了，一个子弹都运不进来。
徐向前他们一合计，没得送，那就自己造。
于是，在永安镇一个叫得汉城的山沟里，红军最大的兵工厂就这么开张了。
说是兵工厂，其实就是几个破庙和茅草棚。
里头的“工程师”，是跟着红军过来的几个铁匠、木匠。
机器，就是几台从地主家拆来的土车床。
条件差到啥地步？
炼钢没焦炭，他们就上山砍柴烧木炭；造炮弹没炸药，他们就把黑火药和缴来的废弹药混着用。
最神的，是他们居然靠着一把榔头、一把锉刀，硬是把缴获的迫击炮给仿了出来。
这种土炮，后来在战场上让川军吃尽了苦头。
手榴弹更是敞开了造，工人把铁水倒进模具，冷却了塞上引信，一个就算完事。
据说，那两年，得汉城山沟里的爆炸声就没停过，不是在试炮，就是在试手榴弹。
除了兵工厂，被服厂、草鞋厂、医院，二十多个厂子都建起来了。
全县的妇女，白天在田里忙，晚上就在油灯下缝军装、打草鞋。
送上前线的草鞋堆得像小山一样，战士们脚上穿烂一双，后头马上就有一双新的补上来。
沙溪镇王坪村的红军总医院，更是个和阎王爷抢人的地方。
伤员一抬下来，肠子流出来的都有。
没麻药，做手术就拿烧酒灌，拿绳子捆。
医生不够，卫生员上；卫生员不够，胆子大的妇女也跟着学包扎换药。
好多战士，在这儿捡回一条命，伤好了，扭头又上了前线。
那时候的通江，不是一个县，它就是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
每个人都是这台机器上的零件，拼了命地转，为前线的队伍输送着血液。
1935年，风向变了。
中央红军那边顶不住了，红四方面军必须走，去策应他们，搞什么战略转移。
这一走，就意味着通江这个家，要扔了。
走的消息一传开，整个县城都静得可怕。
家家户户都知道，这一走，前途难料。
但是，没人打退堂鼓。
已经穿上军装的五万正规军，加上跟着队伍走的游击队、担架队，浩浩荡荡六万多人，跟着红旗，离开了通江。
他们走的时候，跟家里人说，等革命胜利了，就回来。
这一句“等我们回来”，成了通江后来十几年的念想，也成了无数家庭的奢望。
长征的路有多苦，雪山、草地、吃草根、啃树皮，这些大家都听过。
但对那六万通江子弟来说，这些不是故事，是每天睁开眼就要面对的生死。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没能看到胜利的那一天。
他们年轻的身体，永远留在了大渡河边，留在了茫茫草地上，留在了祁连山下。
等到新中国成立，全国进行军属登记。
从通江出去的六万人，活着回来的，能联系上的，不到四千。
这个数字，像一把刀子，刻在了通江的历史上。
不足百分之七的生还率，意味着每一百个走出去的后生，有九十三个，都成了异乡的孤魂。
那个带着四个弟弟参军的张二娃，全家五个男丁，一个都没回来。
他娘天天坐在村口等，等到眼睛都瞎了，也没等到儿子们的身影。
更惨的还在后头。
红军主力一走，国民党的部队和地主还乡团就扑了回来。
他们对红军家属和苏区干部进行了疯狂的报复，这在历史上叫“白色恐怖”。
他们把人抓来，用尽各种酷刑，活埋、点天灯，无所不用其极。
一时间，通江的河水都是红的。
那段日子，谁家要是被查出来是红军家属，那就是灭顶之灾。
近千人被屠杀，无数房屋被烧毁。
通江，为了那个他所信仰的崭新世界，几乎流干了自己最后一滴血，整整一代年轻人都被打光了。
解放后，从通江走出去的开国将军傅崇碧回到家乡。
他看着满目疮痍的故土和乡亲们期盼的眼神，这位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的硬汉，当众痛哭失声。
他知道，他的军功章上，浸满了多少通江子弟的鲜血。
很多年后，政府在王坪修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烈士陵园，里面埋葬着两万五千多名烈士，其中一万七千多人，连名字都没能留下。
在通江的深山里，至今还能看到当年红军刻下的石刻标语，字迹已经被风雨侵蚀得模糊不清。
其中有一条写着：“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他们，真的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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