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1986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以下简称“七人小组”）在南博未看到《江南春》图卷，其背后是否有隐情？

从《中国古代书画图目》未收录，杨仁恺、刘九庵的工作笔记中未记载来推论，当年“七人小组”在南博应该是没有看到《江南春》图卷，那这是由于什么原因所导致的？是否存在如某些人猜测的，当时的管理者已有将之处理掉的打算呢？

以我个人的看法，很可能是“小私心有，大猫腻无”。“七人小组”成立的背景是文革结束后，各地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内收藏了大量未经鉴定的书画作品，而当时的原则是，“七人小组”到某地，某地的文博单位准备待鉴定的书画作品。

而这其中有的单位格局较大，意识到这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尽可能多地将库藏作品都拿出来请专家鉴定，并在鉴定结束后根据当时形势的需要，大力支持了兄弟单位的书画收藏事业。比如“七人小组”在上海朵云轩花费了23个工作日，鉴定了近一千六百件（套）古代书画，而事后上海朵云轩以此为基础，向上海博物馆和辽宁省博物馆提供了300多件元、明、清书画、书札精品。而辽宁省博物馆的杨仁恺也因此与上海朵云轩及其工作人员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而有些单位的格局就比较小，生怕由于此次“巡检”而漏了库底，导致将来作品被上级调拨或讨要（因为有不少作品系“十年动乱”期间由抄家而来，从法理上来说应当发还原收藏者）。因此南博方面是不是因为这种考虑而将之前被列为“伪作”的《江南春》图卷藏着掖着，不愿拿出来请谢稚柳、启功、杨仁恺、刘九庵等人过目，我以为还是很有可能的。

至于认为当时的领导已经有将其私下处理的想法，则略显“阴谋论”了一些。毕竟给南博方面后续一系列操作留下政策空间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1986年版）当时刚出台，而最终出售作品的“江苏省文物总店”要迟至1990年12月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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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如何，南博方面没有将《江南春》图卷交“七人小组”复检，也使其失去了避免后续一系列争议操作发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