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数学系主任杨武之家里，却藏着一个极其扎眼的秘密。
有一次，因为没记清学校开会的时间，杨武之错过了一场重要会议。
几天后，杨武之震惊地发现，妻子的胳膊上有一排深深的、带血的牙印。
那是她自己咬的。
这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女人，用这种近乎自残的方式，来惩罚自己的“无能”。
这口牙印，让杨武之后悔了一辈子，也让这个叫罗孟华的旧式女人，把所有的自尊心都揉碎了，填进了五个孩子的骨血里。
今天咱们不聊杨振宁那个举世闻名的诺贝尔奖，咱们聊聊在这个奖杯底座下，那个裹着小脚的女人，是凭什么把五个孩子全部送上成才之路的。
这不是什么温情脉脉的相夫教子，这是一个女人在那个乱世里，为了对抗命运，把自己活成了一支队伍。
把时间拨回到1923年的合肥。
那时候的世道，乱得像一锅粥。
军阀混战，今天你是大帅，明天就挂在城墙上。
罗孟华刚生下杨振宁才9个月，丈夫杨武之就考取了公费留学，只身去了美国。
这一走，就是整整五年。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想象那种绝望。
一个裹着小脚的女人，带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在枪炮声里讨生活。
但罗孟华最怕的，还不是外面乱飞的子弹，而是那个年代最流行的一出悲剧——“秦香莲与陈世美”。
那时候留洋的男人，见了外面的花花世界，回来后抛弃糟糠之妻的例子，简直不要太多。
一般的旧式妇女遇到这事儿，估计就在家里哭天抹泪，或者去庙里烧香拜佛了。
但罗孟华是个狠人，她脑子极其清醒。
她给自己想了一条极其务实，甚至带着点悲凉的退路：她经常带着还是婴儿的杨振宁往教堂跑，拼命跟那里的修女搞好关系。
她想的根本不是信教，而是万一真被杨家扫地出门，教堂好歹能给口饭吃，能保住儿子的命。
你看，这就是那个年代母亲的智慧，未虑胜先虑败，把最坏的结果都算计到了，心反而就定了。
但这五年里，她干的最牛的一件事，不是找退路，而是“打地基”。
杨振宁四岁的时候，罗孟华开始教他认字。
一个自己都没正经上过学的人，怎么教？
她靠的是一种近乎偏执的坚持。
她把自己认识的那些有限的汉字，写在卡片上，一天教几个，第二天复习，雷打不动。
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她硬生生让四岁的杨振宁学会了三千个汉字。
这是什么概念？
现在的小学生大纲，六年级毕业也就要求认识三千字左右。
一个四岁的孩子，在那个兵荒马乱、连张安静书桌都难找的年代，被母亲强行拉到了起跑线的最前沿。
这种超前的教育投资，哪怕放在今天这卷到飞起的家长群里，也是天花板级别的操作。
1928年，杨武之学成归国。
这位芝加哥大学的数学博士，回国前心里估计也犯嘀咕，担心家里这几年荒废了，孩子变成个野孩子。
杨武之当时就红了眼眶。
后来一家人搬进了清华园。
这里是知识分子的象牙塔，但也成了罗孟华自卑的放大镜。
罗孟华插不上嘴，她也不去凑那个热闹。
她把所有的劲儿，都使在了家里。
她不懂什么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也没看过什么育儿宝典，她只有最朴素的一招：老大带老二，老二带老三。
杨振宁比最小的弟弟大了十几岁，罗孟华就立了个规矩，长兄如父，也是“二老师”。
每天晚上，杨振宁得负责给弟弟妹妹讲故事、辅导功课。
这招极高明。
既巩固了老大的知识，又拉扯了小的，还培养了深厚的兄妹情谊。
这不就是现代教育里最推崇的“费曼学习法”吗？
只不过罗孟华不知道这个名词，她只知道怎么管用怎么来。
后来杨家五个孩子，除了杨振宁拿了诺贝尔奖，老二杨振平是物理教授，老三杨振汉是上海航空公司的创始人，老四杨振玉是生物学家，老五杨振复也是在这个氛围里长大的才俊。
很多人说是杨武之的基因好，但杨振宁自己到了晚年，反复提起的却是母亲。
他说母亲虽然不懂解析几何，不懂量子力学，但她教会了孩子们一种“绝对的力量”——那种为了一个目标，可以牺牲一切、坚韧不拔的性格。
这种性格在抗战时期，体现得淋漓尽致。
1937年，清华南迁，组建西南联大。
杨家也跟着一路颠沛流离到了昆明。
那是真正的苦日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得比废纸还快。
教授的工资在那会儿，真的就是杯水车薪。
罗孟华成了家里的精算师。
米价一天一个样，她得算计着每一分钱怎么花才能让七口人不饿死。
她学会了做各种杂粮饭，把红薯、玉米掺在一起，变着花样哄孩子吃。
有一次，老三杨振汉病得厉害，家里实在没钱了。
罗孟华翻箱倒柜，找出了仅剩的一点积蓄，去黑市买了几个鸡蛋和一点肉。
饭做好了，她一口没动，全看着病床上的孩子吃了。
杨武之在旁边看着心疼，让她吃点，她摇摇头说“我不饿”。
哪能不饿啊？
那时候她是家里最操劳的人。
昆明的破房子漏雨，下大雨的时候，她就拿着盆接水，接满了倒出去再接，一晚上不睡。
孩子们在昏暗的灯光下做功课，她就在旁边借着光缝补衣服，眼睛熬花了，背熬驼了，但手里的针线没停过。
在那个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母亲就是全家人的防空洞，只要她在，天塌下来都有人顶着。
整整八年抗战，杨家七口人，没散，没垮，甚至每一个孩子的学业都没落下。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一个母亲在乱世里的“超能力”。
1945年，杨振宁拿到庚子赔款奖学金要赴美留学。
历史仿佛是个轮回，二十多年前她送丈夫走，现在送儿子走。
送行那天，她没哭，只是死死攥着儿子的手，让他好好学，别惦记家里。
等到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消息传回国内。
罗孟华激动得一夜没睡。
说实话，她这辈子都没搞懂什么是“宇称不守恒”，这几个字对她来说就像天书一样。
但她知道，这是她当年在合肥的枪炮声里，用那三千张识字卡片铺出来的路；是她在清华园被丈夫误解后，咬着牙吞下的委屈换来的果。
后来杨振宁回国探亲，母子分离十二年后再见。
罗孟华老了，头发白了，但她看着儿子的眼神，和当年在防空洞里抱着他时一模一样。
杨振宁在70岁生日的报告会上，当着无数专家的面，提到母亲时掩面而泣。
他说自己这辈子最感谢的人，是母亲。
1987年，罗孟华走完了她91岁的人生。
临终前，五个成才的子女都在身边。
她这一辈子，没穿过高跟鞋，没穿过洋装，没上过大学，甚至连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杨太太”。
但她用一种近乎悲壮的牺牲，完成了一个旧时代女性所能达到的最高成就。
她把自己化作了泥土，让孩子们站在她的肩膀上，看见了她从未见过的星辰大海。
在这个讲究“自我实现”的年代，或许很多人无法理解罗孟华的隐忍和牺牲。
但正是这种哪怕自己低到尘埃里，也要把家托举起来的狠劲儿，才是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中国家庭生生不息的真正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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