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97年5月8日，徐湖平在《江南春》拨交单上签下名字，二十年后他却对媒体称“从未经手”。
那张泛黄的档案记录与如今的矢口否认直接撞车，这幅当年被卖6800元的画作，今春拍估价竟高达8800万元。
签字的责任该由谁承担？天价背后的真相如何查清？
作者-常
签字记录无法抵赖
时间回拨到1959年，收藏家庞增和怀着满腔热忱，将137件古画无偿捐给了南京博物院，其中就包括这幅传为仇英真迹的《江南春》，可谁能想到，这份沉甸甸的文化馈赠，几十年后竟然成了一笔糊涂账。
就在1997年5月8日，一份拨交单上赫然写着“徐湖平”三个字，当时的画作被标注为“仿仇英”，正式被拨交到了江苏省文物总店。
这本来只是一次正常的内部流转，但事情在去年年底起了波澜。
已经退休多年的前院长徐湖平在接受采访时，不仅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信誓旦旦地说这事儿“完全没有参与处理”，还顺带给自己立了个“退休二十年不问世事”的贞节牌坊。
这话要是放在别处听听也就算了，偏偏新华社在同一天就公布了那张有着他亲笔签名的原始文件，日期、名字、事项，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这就尴尬了，一边是白纸黑字的铁证，一边是当事人“没经手”的坚决否认。
但这事儿显然没他想得那么简单，档案室的记录不会撒谎，那个签字就像一颗钉子，死死地把他钉在了责任链条上。
他说自己不是鉴定家，所以没参与鉴定，这话听起来有点道理，但在行政管理中，签字往往代表流程的合规性、处置的严肃性，都得由你来兜底。
公众不关心你是不是鉴定家，公众只关心，在这个涉及巨额国有资产和珍贵文物的处置过程中，你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行政责任无法切割
徐湖平的辩解逻辑其实很有代表性——“我是院长，但我不是鉴定家”，这句话的潜台词很明显：鉴定是技术活儿，我不懂，所以这锅我不背。
在博物馆的日常运作中，鉴定和审批确实是两个环节，但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可以彻底割裂，专家负责辨真伪，定性质；院长负责审流程，把关口。
鉴定错了是学术水平问题，但流程错了就是管理责任问题，1997年的这次拨交，依据的是1986年的《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白纸黑字写着，对于不够馆藏标准的藏品，可以调剂，但审批环节、公示环节以及优先告知捐赠人，是必须严格遵守的程序硬杠杠。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徐湖平签了字，说明流程走完了，但那个神秘买家“顾客”是谁？为什么定价只有区区6800元？
更耐人寻味的是法律层面的界定，根据《民法典》，如果赠与行为严重违背了赠与目的，赠与人是有权撤销的，庞家后人把画捐给博物馆，目的是保存和研究，绝不是让你贱卖给私人藏家。
现在这幅画流落市场，还被标出了天价，这不仅是对庞家信任的透支，更是对公益性质的公然践踏，这时候再强调“鉴定为假”，听起来更像是一种苍白的掩饰。
所以说，徐湖平的否认，本质上是在挑战公众的常识和制度的底线，他把“经手”理解成了“亲手鉴定”，这是一种偷换概念。
在公共管理中，“经手”意味着在这个环节上你拥有裁量权，同时也必须承担相应的后果，你不能既享受权力的光环，又拒绝责任的阴影，这种权力的傲慢，比画作的真假更让人寒心。
价格反差无法忽视
如果说签字是第一重炸弹，那么价格就是第二重冲击波，2001年4月16日，江苏省文物总店开出了一张发票，品名是“仿仇英山水卷”，金额6800元，买家只写了一个模糊的“顾客”。
这个数字在当时看来或许不算太少，但把它放到今天的拍卖预展上，简直就是个笑话。2025年5月，这幅画出现在北京嘉德的春拍预展上，估价飙升到了8800万元。
哪怕是对艺术品市场一窍不通的人，也能看出这里面的问题，从6800元到8800万，这中间的一万多倍涨幅，是通货膨胀能解释的吗？
当《江南春》在南博的档案里被盖上“仿品”的戳记时，它的命运就被注定了——它不再是国宝，而是一件可以随意处置的库存积压品。
这种定性权的滥用，比单纯的贪污更可怕，因为它披着“专业”的外衣，让人难以反驳，直到二十多年后，市场用真金白银给出了最响亮的耳光，人们才惊觉，原来当年的“鉴定”可能是如此儿戏。
这种反差带来的刺痛感是巨大的，捐赠人庞叔令在查验馆藏发现画作失踪时，那种震惊和愤怒可想而知，他起诉南博，要求返还画作，这不仅仅是为了追回一幅画，更是在讨一个公道。
公信力无法透支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已经不是徐湖平一个人能不能“退休安好”的问题了，它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对文博体系公信力的全面体检。
目前，江苏省文旅厅已经成立了专班进行调查，法院也开庭审理了庞家的起诉，甚至庞叔令已经申请了强制执行，要求查看流转材料。
这些动作虽然迟了一些，但至少说明，制度的纠错机制正在启动。
南博方面在情况说明里强调，当年的处置是“按规定”办的，但也承诺会深入核查去向，如果发现违规会严肃处理，这话说得还算得体，但公众要的不是一句空泛的承诺，而是实实在在的结果。
那个6800元的买家到底是谁？中间经过了哪些手？现在的持有人又是谁？这个完整的链条，必须一环扣一环地展示在阳光下。
对于徐湖平个人来说，这次事件可能是他职业生涯最大的污点，哪怕他曾经在文物保护上做出过贡献，也无法掩盖这次“撒谎”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个管理者，在退休多年后，依然试图用谎言来掩盖过去的行为，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不敬，更是对自己人格的贬低。他说“以调查结果为准”，这句话说得漂亮，但前提是，调查必须基于事实，而不是基于某些人的回忆。
结语
档案比记忆更诚实，签字的分量从不因时间的流逝而减轻，责任不容推卸。
调查专班必须还原完整链条，法院的强制执行将倒逼信息公开，真相必将浮现。
当程序正义在档案室里沉睡，谁该为捐赠人的信任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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