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从明治维新那会儿起，就开始在亚洲地区散布一套看起来挺吸引人的想法，说什么黄种人要团结起来，一起对抗西方列强。这套说法在十九世纪末期传到中国，正好赶上中国面临内忧外患，很多人觉得传统办法不管用了，得找新路子。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跑到日本避难，那时候他接触到日本的这些宣传，觉得中日两国可以联合主导亚洲事务。他在流亡期间写下一些想法，建议两国合邦，还提到让日本前首相来领导这种合并后的格局。这其实是踩进了日本大亚洲主义的圈套，日本表面上说共荣，实际想通过这种方式控制周边国家。
孙中山早年革命活动跟日本纠缠挺深，从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就多次去日本募捐和组织力量。他跟一些日本友人合作过，那些人提供资金和庇护，让他一度对日本抱有好感。孙中山在革命过程中，认同过亚洲一体论，希望中日等国家联手对抗西方殖民势力。他在1924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日本击败俄国的例子，强调亚洲国家要联合起来。这部分内容跟日本的宣传有重合的地方，让他暂时把日本当成潜在盟友。
1915年，日本趁欧洲打一战，向中国政府甩出二十一条要求。这东西直接要控制中国的政治军事和财政，把中国变成附庸，跟之前说的共荣完全对不上号。中国精英这时候才反应过来，日本的论调是幌子。孙中山看到这些条款后，转而公开批评日本的政策，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挡了中华民族复兴的路。他不再寄望日本，转向其他方式推动革命。
明治维新让日本快速现代化，他们把自己定位成亚洲领导者，宣扬黄种人自强。但这套理论从一开始就服务于扩张目的。十九世纪末，日本通过战争和外交，积累实力，同时输出思想到中国。康有为流亡日本时，写的大同书里融入了亚洲门罗主义的元素，模糊了中日主导亚洲的界限。孙中山的革命党在日本成立，成员讨论亚洲觉醒，但没警惕日本的真实意图。
二十一条事件后，中国爆发五四运动，知识分子彻底转向批判日本。孙中山调整策略，强调独立自主，不再依赖外部力量。李大钊的批判深化了这种认识，用科学世界观揭露日本的本质。中国从迷恋日本模式，转到本质洞察，这过程是民族意识觉醒的一部分。
日本的思想输出像糖衣炮弹，针对中国精英的救国焦虑。康有为的合邦想法，源于对日本实力的震撼，但忽略了帝国主义根源。孙中山的联盟设想，基于早期援助，但二十一条让一切露馅。他后来多次抨击日本，认清与虎谋皮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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