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的加拿大多伦多，气温已跌破冰点，寒风强劲。从多伦多出发，驱车8小时，段宇豪终于抵达位于美国马里兰州切萨皮克城的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拍卖行。他小心翼翼地将拍品搬到后备箱，轻轻合上箱盖，便立即返程。
那是一摞重达17磅（逾15斤）的档案，差不多四五千页，段宇豪以4万美元拍得。资料的原主人是美国人大卫·尼尔森·萨顿（David Nelson Sutton），拍卖之前，段宇豪对这个名字并不敏感。线上百科库里，甚至都找不到属于萨顿的单独词条。地毯式检索后，段宇豪总算对萨顿有了粗浅的了解——参与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之一，曾代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前往中国取证。
拍品一到家，段宇豪先粗略翻阅起这几千页的私人档案，里面有打印和手写的信件、笔记和文稿。先快速扫视易辨认的机打文字，他的手心很快冒出热汗——贝德士、约翰·马吉、费吴生、许传音等多个响亮的名字散布在信件、文稿中，还有一些大家未曾听说过的南京大屠杀的核心证人。
接着，他惊喜地发现，萨顿是少有的几乎从头到尾跟完东京审判的检察官之一，并直接参与了对二战头号甲级战犯东条英机的审判——这个连词条都不曾拥有的“历史小人物”，竟然是东京审判最核心的检察官之一。“甚至可以说他是最了解日军侵华罪证的检察官。”
在段宇豪看来，尽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存有上万页的资料和数据，但萨顿私人信件里流露的个人情感、思路想法、历史细节和从未公开过的一手证据，同样珍贵。
目前，段宇豪正在与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接洽，他打算将这批从民间打捞起的史料捐赠给纪念馆，期待更多沉寂的往事被挖掘出来。
段宇豪拍得的萨顿检察官私人档案。受访者供图
血脉记忆
Tokyo Trial（东京审判）。同往常一样，11月的一天，31岁的段宇豪坐在电脑前，输入这组关键词。
顺藤摸瓜，他发现了一家美国小型拍卖行的数件拍品——均是东京审判美方检察官萨顿的私人档案。
因体量庞杂，拍卖行没有透露太多档案的具体内容；挂在网页上的那几张拍品照片，侧重展示的是萨顿个人经历的文字。但多年的收藏直觉告诉段宇豪，这批萨顿的私人档案可能意义非凡。“看到拍卖信息的当天，我就登记了个人资料、信用卡等信息，决定参与竞拍。”
段宇豪在南京出生长大，他醉心历史，小学三年级开始，便喜欢到河边“捡破烂”——瓷片、钱币都是他的心头好。在这方面，他的零花钱管够，“父母觉得总比玩游戏好。”
幼年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段宇豪对日本人有一种排斥感。每年12月13日响彻南京全城的防空警报，全班同学站立低头默哀的场景，是他对那段历史伤痛最初的体会。家距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并不远，骑自行车蹬过去十分钟就到了，他曾无数次经过，但不敢常去，“春秋游学校会组织去，小时候的我并不是特别敢直面这段历史，觉得太沉重了。”
但历史的尘埃会落到每个人身上，他躲避不了。
段宇豪儿时，外婆就不避讳地向他倾诉了一些往事：她上小学的时候，在老家江苏泰兴的城墙头上，挂着一长排装在木头笼子里的抗日义士的人头，那是她永久的恐怖记忆。
外婆十几岁时，曾外祖父乘船去上海，在码头，她依依不舍地跟父亲说‘你要早点回来’，父亲承诺‘会的’。但外婆再也没见到曾外祖父，那条船在途中被日本人炸沉。后来，外婆和外公辗转几地，最后定居南京。“外公是新四军，参加过抗日战争。”对段宇豪来说，南京大屠杀不单单是课本里的文字，更是身边人的亲身经历。某种程度上，流淌在家族血脉里的记忆，塑造了现在的段宇豪。
17岁那年，随父母移居加拿大后，他聚焦有关中国远征军、飞虎队、南京大屠杀的相关藏品，入手的方式多元——线上线下的拍卖会、二手物品交易网站、中英美法德日等国的古玩店和古籍商店。
老照片是段宇豪最感兴趣的一个主题。每一张黯淡的黑白照片里，装载的都是被定格的瞬间，是鲜活的历史和真实的人。截至目前，他已收藏了上万张老照片，时间跨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
段宇豪收藏的老照片：一战时期，英国人在山东招募华工，前往东线战场。受访者供图
看走眼的事情也时常发生。毕竟，流入拍卖市场的藏品鱼龙混杂，像盲盒，要买到手才能看得真切。
这一次，从报名登记到正式竞拍，段宇豪有5天时间去调查萨顿在东京审判中的信息，以此来进一步推测这批档案的历史价值——这将直接影响他是否竞拍到底的决心。
拍卖会前，一切都要低调。他不想走漏任何风声，因此没有咨询任何专家或者收藏爱好者，而是选择自己做功课，“万一消息走漏出去，更多的人参与竞拍，最终拍下也许要付出几十倍的代价。所以，知道的人越少越好。”
与此同时，段宇豪也不断告诉自己：此番出手一定是最正确的动作。今年年初，他回南京时，在一家古籍书店偶然淘到了有关“南京审判”的重量级资料——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的起诉书和审判书、“百人斩”罪魁祸首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起诉书与崇善堂堂主、崇字掩埋队队长周一渔透露埋葬11.2万余遇难者遗体的证词。
2025年年初，段宇豪于南京淘到的“南京审判”重量级资料。受访者供图
他有一种预感，萨顿的私人档案大概和手头南京审判的资料存在关联，一些细节或许可以相互印证，“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这场线上拍卖会像是“拉锯战”。涉及萨顿的几件拍品穿插在了当天的上千件拍品中，段宇豪不得不从早拍到晚。他想竞拍的标的之间，有的甚至隔着两三百件标的。“战线”拉得长，他的心也长时间高度紧绷着。
萨顿的这几件标的起拍价在四五百美元，每件都历经多轮竞价。在最后几个回合，段宇豪和另一名“神秘人”一直处于胶着状态，他猜想，对这批档案同样感兴趣的可能是研究国际法的人，也有可能是关注东京审判的人。
多轮竞价，不仅消耗体力，对心理也是极大的考验。在数轮竞价拉扯中，段宇豪感到一阵胸口发紧——差一点，他便要与这批史料失之交臂了，“也不知道会落入什么人的手里。”
保存得当，像是“没人翻阅过”
多伦多当地时间2025年11月13日，段宇豪成为这批私人档案的新一任主人。几件标的的最终竞价加在一起一共4万美元，约合人民币逾28万元。
走完手续后，12月5日，段宇豪开车直奔美国马里兰州的切萨皮克城，如果不是为了取拍品，他应该永远都不会踏足这个比镇都小的小城。
一路上既兴奋又紧张，他甚至出现了胃痉挛。领到打包好的拍品，他火速回到家中。“这批档案的真实性肯定是没有疑问的，拍卖行也有专业的鉴定渠道。我是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里面的内容。”
这沓尘封七八十年的档案保存得当，即便稿纸难以避免泛黄，但边角少有变脆或出现翻翘，更无湿、潮、虫、霉的现象。最重要的是字迹清晰，没有字体缺失、污损或模糊。带给段宇豪的感受是：像是“自萨顿之后便没人翻阅过”。
段宇豪拍得的萨顿检察官私人档案。受访者供图
从商业的角度，段宇豪很难评价这沓档案的价值。某种程度上，它们可能一文不值——仅仅是几千张老旧的废纸；也可能价值连城——目前暂无同类藏品在国内出现。
在涉及萨顿的公开档案中，作为检察官，关于他的内容总是不带个人立场的，而私人信件的珍贵之处在于，可以触摸到笔者的喜怒哀乐。
“像这样的藏品，当时大部分的检察官和法官都把它捐给了当地著名的档案馆，或者自己母校的图书馆。”他们在参加东京审判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一场注定要记入史册的世纪大审判——历时两年半， 共开庭810余次，出庭证人419名，书面证人779名，判决书长达1212页，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际军事审判。
段宇豪大学本科念的是材料工程，研究生学的是教育，目前从事的也是教育工作——在多伦多一家私立高中做管理。闲暇时，段宇豪痴迷于打捞散落在民间的二战历史碎片——这不是一时兴起，而是他终身的副业。
“如果能把深度参与东京审判、两度前往中国取证的远东国际事法庭检察官萨顿先生的资料带回中国，进行一定的研究，我觉得价值深远。”段宇豪将这次拍得萨顿私人档案的前因后果制成视频，上传至短视频平台，不久便引发广泛关注。“先生大义。”“一定要注意安全。”许多网友评论。
段宇豪回忆，视频发布的翌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工作人员便主动联系上他。通过微信，段宇豪发送了一些照片过去。对方也希望知晓他的具体回国时间，以便面对面交流和进一步研究档案。
他把从未公开过的、稀缺的史料率先挑选出来，接着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准备背回国。年初在南京淘到的涉及南京审判的几十页档案，段宇豪也将一并带回。“计划明年春节前回南京，如果有机会，后续也想在国内做一些展览。”
段宇豪觉得，这些档案并不属于他个人，而是属于历史和公众，“我们都只不过是历史的过客。”
“破译”私人档案
打开这批档案之前，段宇豪未曾料想，萨顿检察官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足足待了两年多。
东京审判自1946年5月正式开始，而在同年1月，萨顿就被任命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之一。直至1948年下半年庭审快结束，萨顿才彻底返回美国老家。“大多数法官、检察官中途就走了。”
更让段宇豪惊愕的是，萨顿的背后，是千丝万缕的关键关系网络。
每翻动几页，段宇豪就能听见自己急促的呼吸声——诸多从未公开过的细节让他喉头发紧，手指发颤。萨顿在他心目中的人格形象也逐渐具体起来：沉着细腻、忠于职守、逻辑缜密，“为了搜集日军在华的罪证，萨顿可以说是拼尽全力。”
1946年，南京大屠杀核心证人许传音写给萨顿的信，也在这批萨顿的私人文档里。受访者供图
萨顿曾两度前往中国取证，接触了上百名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证人，并亲自陪同出庭证人搭专机往返中日。
在与著名历史学家、时任金陵大学副校长贝德士的通信中，萨顿提到，1946年4月，他审问了南京沦陷期间时任日本驻上海和南京的全权代表冈崎胜男，对方称，松井石根将军（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二战甲级战犯）对日军在南京所犯下的暴行无可辩驳。在段宇豪看来，这意味着，松井石根完全知情手下在南京犯下的滔天罪行。这与后来他在庭审中辩称的“不知情，被冤枉”相悖。
在萨顿呈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一份报告里，他引用了贝德士的证词，大意为在南京，日本军官曾打着劳务工队招工的幌子，骗来200个中国男子，然后将他们全部处决。
这批档案中，还有萨顿与中国官员的通信，表明他在中国调查取证期间，受到不少中国官员的鼎力相助。“之前从来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但现在大体上知道了。”
这些官员同样值得被历史铭记。
萨顿手稿。受访者供图
其中一封信，是萨顿感谢时任卫生署署长金宝善的。金宝善帮助萨顿找到了一个证人——深耕传染病研究的美国博士伯利士医生。伯利士医生十分笃定地告诉萨顿，根据他的经验，在湖南常德发生的鼠疫，是日军发动细菌战的后果。“那从这封信就能看出来，当时萨顿本人或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军搞细菌战是知情的。”看到此处，段宇豪难掩遗憾——东京审判中并未对细菌战进行追责。
萨顿的文档里，还高频次提及东条英机的名字：1949年，萨顿在美国的一本法律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东条英机的审判》的署名文章，尽管这篇稿件仅两三页，但他为此写了好几十页的稿子。为了更好地还原审判细节，萨顿还与其他同盟国的法官、检察官通信，了解他们当下的见解，“其中包括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为这一场审判做出的妥协。”
历史跨越国界与语言
除了沉重的历史，这沓文档里还充斥着大量私人化的墨迹，其中包括隔着太平洋的亲情。
抵万金的家书让段宇豪鼻酸。萨顿的弟弟在来信中提到，母亲出了车祸，被车撞了，加上年事已高，情况不容乐观，希望萨顿尽快回家看看。但公务缠身的萨顿一拖再拖，直至向首席检察官写信申请了探亲假，在美国待了仅一个月，又赶赴东京处理工作。
家人总是问他审判何时结束，萨顿有时会细细道来一些隐情，比如审判是以英语和日语为主的，但苏联的法官不会英语，只好请俄语翻译将内容转述给对方，这便拉长了审判时间。这些细节是段宇豪此前从没听说过的，“好在萨顿记录下来了。”
信件显示，萨顿在美国还开了一家律师行。他带过的新人律师来信述说接案子遇到的麻烦事，希望萨顿回去帮忙解决。但萨顿回绝了，说自己现在履行的是“更重要的职责”。
萨顿年幼的女儿也会在信里袒露对父亲的思念，里头还夹着她为爸爸亲手制作的贺卡。
这让段宇豪十分感慨。作为儿子、丈夫、父亲、兄长，萨顿离开家人，远渡重洋，置自己于“忠孝两难”的境地。“只为一件其实对他个人而言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高贵和值得尊敬的行为。要知道，当时许多法官和检察官都回国了。”
萨顿在1946年收到的信。受访者供图
在写给老乡的信件中，萨顿说东京已经被炸成废墟了，只有几个地方可以走，“如果没有战争，这里应该是一个很繁华漂亮的地方。”
段宇豪查询到，此前萨顿或其后人已将大部分有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材料捐给了他的母校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的图书馆，但为何这批私人档案会流入拍卖呢？他分析，可能缘于这批档案中存在大量的手写文件和信函，里头涵盖大量的私人内容，“当时信件里许多人还在世，捐出去会导致一些私人细节流出。这些东西是他女儿去世之后才流到拍卖市场的。”
在段宇豪看来，抗战文物的收藏，其意义不应止于自我陶冶和敝帚自珍，“而是希望这些珍贵的历史见证能为民族保留记忆，并向全世界各个族裔及我们的下一代，讲述那段刻骨铭心的血与泪的历史。”
2018年12月，段宇豪与当地加拿大华人一起成功推动海外首座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碑的构想，在安大略省烈治文山市建成落地。2025年7月，他受邀在多伦多的市政中心展出他收藏的部分抗战文物。
9月，他又在多伦多自费举办了“抗战文献文物展”，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展览现场的一些互动让他印象深刻：一对穆斯林夫妇看到日军在中国暴行的原版杂志报道后，联想到此时加沙饥肠辘辘的妇女儿童；一位来自非洲毛里求斯的客家奶奶，讲起了母亲曾告诉她日军当年在村庄犯下的罪行；一位老年人回忆起父亲隐瞒一生的秘密——曾参加中国远征军；一位加拿大老爷爷细说起他父亲在加拿大空军服役的经历。
2025年9月，加拿大多伦多，“抗战文献文物展”现场。受访者供图
“正是这些交流与理解，让历史跨越了国界与语言。”段宇豪很欣慰。
近些日子，段宇豪忙着研究萨顿档案里占比最多的手写类文字，有的依靠AI工具识别，有的还需要去养老院、图书馆找老年人帮忙辨认。此前一些老照片背后难以辨认的手写文字，他就去求助不同的老年人，“因为涉及英文、法文、德文等不同的文字，其中包括一些移民写的英文，比如有的德国移民写英文就会偏德国那边的写法，我就会去找德裔老年人帮忙。”
他还在努力寻找萨顿的后人。“萨顿的外孙现在还在弗吉尼亚州，目前已经找到他和他妻子的联系方式。他们现在年纪也比较大了。”
段宇豪特别想知道，萨顿生前是否有跟孙子提过在日本或者中国的经历，“看能不能做一些小调查，口述的历史也许可以和信件当中的内容互相佐证。”
这次拍卖之后，相继有媒体找到段宇豪，萨顿由此拥有了单独的词条，段宇豪的名字也在其中。他发现自己仿佛也被卷入了那段历史的洪流深处，恍惚间，竟难以分清过去和现在的时间界限。这让他生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动。
新京报记者 吴淋姝
编辑 杨海
校对 杨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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