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夏天，南京玄奘寺的一间偏殿突然成了全国舆论的中心，几块不起眼的牌位，让人们再次想起八十多年前那场血雨腥风。南京方面的通报提到，供奉牌位的吴啊萍在了解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后，心理受到极大冲击，长期难以走出阴影，试图借宗教来“化解”。
从精神医学角度看，个别人因为经历或了解到极端惨烈的事件，出现焦虑、失眠甚至人格上的回避反应，并不罕见。只是，将侵华日军战犯当作“超度对象”，这种极端而荒唐的选择，既违背常识，也触碰了社会的底线，自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和道德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那几块牌位上的名字，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与南京大屠杀直接相关的军官。其中，被点名最多的，就是日军第六师团师团长谷寿夫。这个名字，在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中出现的频率极高，却多年被一些人刻意淡化。
有意思的是，玄奘寺风波曝光后，不少中年读者重新翻检旧书，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名战犯不但在南京负有直接责任，在战后南京受审时还差点“诈死脱逃”，他的儿子也在中国上空被击落，死于中美空军的联合作战。
一、玄奘寺风波牵出的名字
玄奘寺事件的调查结论显示，吴啊萍长期反复阅读南京大屠杀相关材料，心理负担越来越重。她在接触佛教后，以为通过供奉牌位、诵经“超度亡灵”，就能消除内心恐惧，却将加害者与受害者混在一起，完全背离常理。
这件事之所以引发强烈反应，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南京大屠杀并不是抽象的名词，而是有具体责任人的惨案。1937年冬天，第六师团首先攻入南京城，短短十几天之内，制造了难以计数的杀戮和暴行，留下了大量文献、照片和证词。在这些材料中，“师团长谷寿夫”四个字被一再点名。
说到底，战犯能不能被所谓“原谅”，不是某个个人可以自作主张的事，更不能靠一块牌位来“洗白”。要理解今天人们的愤怒，绕不过去的，是对这个人的前半生，以及他所率领的那支部队的了解。
二、从矮个少尉到“熊本师团”长
谷寿夫生于1882年，家在日本冈山县农村，出身普通。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流动渠道有限，对于底层青年而言，参军大致是唯一能改变命运的道路，再加上军国主义和武士道思潮盛行，他从少年时代起就把“当军官”当成目标。
遗憾的是，他身材极矮，成年后也不足一米五，在讲究体魄和气势的旧日军体系里，这无疑是一大硬伤。为了弥补天然劣势，他拼命读书，最终考入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靠成绩勉强站住脚跟。
旧日军内部对“弱者”向来充满歧视，军校学员之间的欺压极为普遍。身高矮小的谷寿夫在校期间，经常遭人奚落、使唤，心理上留下很深的阴影。后来他当上军官后，为了树立“威严”，养了几条凶猛的军犬，下达命令时故意把狗牵在身边，用这股“凶相”震慑下属，这种行为，在不少回忆录里都有零散记载。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交战双方为了争夺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在辽东、东三省展开激战。清政府宣布中立，却几乎无法约束俄日双方的行动，战火在中国领土上肆虐，村镇被毁，平民死伤惨重，据当时的不完全统计，死亡中国平民在两万以上。
这场战争中，谷寿夫以步兵少尉身份参加作战，因冲锋表现凶狠获得中尉军衔。对他个人而言，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土地上参与战争；对中国百姓来说，这却意味着新一轮的烧杀抢掠。可以推测，在那段经历中，他逐渐形成了一种危险的想法——对手之所以屈从，是因为“杀得够狠”。
战后，日本着手总结“近代战争经验”，从众多军官中挑选少数人进入陆军大学深造。谷寿夫凭借前线战功和考试成绩，被选入这所被视作“军界最高学府”的学校，并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这为他日后跻身高层打下了基础。
毕业后，他曾被派往英国驻外，使馆担任武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到西线前线实地考察，见到的是规模空前的工业化屠杀——堑壕战、炮火覆盖、毒气袭击。受这种“总力战”观念影响，他在回国后担任陆军大学教官时，多次对学员强调：在对敌追击阶段，抢掠和暴力可以“鼓舞士气”。有学员在笔记里记下他的一句话：“追击胜敌之时，不必过分束缚部队行为。”这句话的含义，不难想象。
1928年，国民革命军发动第二次北伐，准备统一全国。为了维护在山东半岛和东北的既得利益，日本武装干涉北伐，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当时谷寿夫任第三师团参谋长，再次率部踏入中国。济南城内的大规模杀戮，让日本国内舆论一度震动，中国方面统计军民伤亡在万人以上。
从日俄战争到济南惨案，谷寿夫的军旅足迹，一次次踩在中国土地上。对一个军人来说，本应从战争中理解生命的代价，他却在一次次“胜利”中，进一步确信武力和恐怖是迫使对手屈服的捷径，这是后面悲剧的重要心理根源。
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此时的谷寿夫，已经升任第六师团师团长，所部隶属于华北方面军。第六师团的番号之外，还有一个广为人知的称呼——“熊本师团”，因为其主要兵源来自日本九州熊本及周边地区。
熊本地区自古民风彪悍，当兵被视作当地青年成名立业的重要途径。自甲午战争起，第六师团先后六次被派往中国战场，每次都留下血腥记录。可以说，这支部队既是日本陆军中有名的“老牌劲旅”，也是侵华战场上臭名昭著的屠杀主力。
1937年9月14日，第六师团越过永定河，猛攻保定、正定一线。战斗结束后，当地被毁村庄与平民伤亡数字触目惊心，中国方面的材料记载，仅这一阶段，被杀害群众就在九千人以上。然而，对谷寿夫来说，这只是他的“战绩清单”上的一行，并未引起任何反思。
随着战争推进，日本原本幻想的“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破产，上海战场迟迟无法收尾。中国方面投入七十余万兵力，抵死苦战，日军陆续增援九个师团仍难以迅速突破。战局陷入僵持，东京内部围绕“是否继续扩大对华战争”爆发争论，一派主张收缩战线，集中精力对付苏联；另一派则认为，应抓住机会迅速拿下南京，逼迫中国政府屈服。
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第十军司令官柳川平助，都是主张扩大侵华、攻占南京的积极推动者。巧妙的是，在正式命令下达前，柳川就已经擅自下令各部向西追击，准备绕开正面阵地，直扑南京。
在这支追击部队中，第六师团充当了“尖刀”。他们从上海附近一路追击至广德、泗安等地，强行向南京方向推进。迫于前线实际情况，日本参谋本部不得不取消原定的“制令线”，等于默认各部向南京推进，战争因此迈向新的台阶。
1937年12月5日，第六师团抵达南京城南外围，被指定主攻中华门一线。这里由国民革命军第88师和第52师坚守，双方在城下展开近距离血战，城墙被炮火撕裂，攻守双方都付出高昂代价。12日傍晚，中华门被攻破，第六师团成为最早冲入南京城的日军主力。
进城后不久，谷寿夫下达了一个极其危险的口头命令——在数日之内，不再严格执行部队纪律，对士兵的抢掠和报复“从宽处理”。在不少幸存者和战犯回忆中，这被视作“解除军纪”的信号。对于手中握着枪、长期被仇恨灌输的士兵来说，这几乎等同于得到可以为所欲为的许可。
接下来十多天里，南京城经历了人间地狱般的景象。大批已经放下武器的被俘军人被绑缚押往江边、郊外，以成排射击或刺刀刺杀的方式集体处决，尸体被推入江中或填入深坑。第六师团一名炮兵军官在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锁拿千余名俘虏，于城外一并处决，队中诸人初见此状，亦感震动。”短短几句，已可见当时杀戮规模。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所谓“难民区”原本是唯一希望。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双方不得进入由外国机构设立的中立地带。然而，日军士兵多次闯入这些区域，将躲避战火的男女老幼拖走，有的当场枪杀，有的被押往城外，生死不知。无数女性遭到轮番侮辱，有孕在身的妇女被刺刀剖腹，僧人被迫参加暴行，不从者遭肢体残害，这些情节，在战后多国的证词中反复出现。
第六师团第45联队步兵中队长田中军吉，被当时的日军内部报刊吹嘘为“勇士”。新闻报道中不加掩饰地写道，他在南京城中挥刀砍杀数百人，将杀人视作“试刀”。这些原本用来炫耀武力的报道，在战后却成了证明屠杀事实的重要证据。
南京大屠杀持续数周，第六师团在城中驻留十余天后被调往其他战线。就职责和职务而言，谷寿夫作为师团长，对部队的行为负有直接指挥责任。更严重的是，他不仅没有制止暴行，反而以“宽松纪律”方式刺激士兵的凶性，这一点，在许多审判文件中都有明确记载。
三、战场报应与雨花台枪声
南京屠城的消息迅速传出。由于当时城内还有外国使团、教会组织和记者，他们冒着危险记录下所见所闻，通过照片、日记、报告传往世界各地，形成了第一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现场记录。国际舆论对日本的批评越来越强烈，日本政府为缓和压力，只得把松井石根、谷寿夫等人从前线调回，安排在后方担任闲职。
此后几年里，谷寿夫并未再直接指挥前线作战，但仍在军中担任要职。随着战争范围不断扩大，他期待再次被派往中国战场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相反，太平洋战局一步步恶化，日本军队节节败退。
1944年11月9日，对他个人和家庭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湖北赤壁上空出现了短暂而致命的一幕。中美混合航空团第五大队正在执行巡逻任务，大队长卢誉标在云层间发现一架日军军用飞机后，通过机内电台喊了一句：“咬住他，别让跑了！”僚机回应简短：“明白！”
经过追击和射击，那架日机在赤壁附近被击落，机上包括参谋在内的数人当场丧命。事后确认，遇难者之一正是谷寿夫的儿子谷隼夫。这个出身军官世家的青年，先后就读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被视为“科班出身”的前途人物，一直在后方司令部担任参谋。当日他搭乘军机从武汉飞往衡阳，准备赴第十一军任参谋，不料途中被中美空军联手击落。
对于一个把“军功”和“家族荣誉”看得极重的父亲来说，亲生儿子死于中国上空，既是噩耗，也是某种讽刺。侵略战争最终把子弟也推上了绝路，这种报应，并不需要过多修辞。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发表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盟军的战犯处理原则，策划发动战争的甲级战犯交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直接在各地实施屠杀、虐待战俘的军政人员，则列为乙级、丙级战犯，由受害国自行审判。谷寿夫因为在南京大屠杀中的角色，被列为乙级战犯，押送至中国。
国民政府在南京设立军事法庭，对包括谷寿夫在内的战犯进行审理。公开审判分为几个阶段推进，庭审记录至今仍保存完好。开始时，他选择完全否认，一口咬定“南京没有屠杀，部队纪律严明”。当审判长问道：“你可曾听闻第六师团在南京杀害平民、处决俘虏？”他回答：“从未听说。”
法庭随即传唤证人。幸存的中国军人、普通市民、教会人员以及曾在南京的外国人先后出庭作证，共计八十余人。他们讲述自己亲眼所见的屠杀场面和亲身遭遇，有人描述家人被带走后再未归来，有人回忆自己如何从尸堆中爬出，有人当场展示伤疤。面对这些细节，否认已经变得十分困难。
在证据一步步堆叠之下，谷寿夫改变策略，把责任推给其他部队。他辩称，当时攻城的不止第六师团，还有114师团、16师团、18师团，“事件”主要发生在别的部队控制区域，与第六师团无关。言下之意，是试图把自己从南京大屠杀的核心责任中摘出来。
法庭随即出示新的证据：中华门外万人坑中挖出的大量头骨，有的被利刃从中劈开，有的在头顶留下刺刀贯穿的痕迹。还有外国人拍摄的照片、影像资料，以及日军自己拍摄的“战果”照片、报纸报道。审判长追问：“那些遗骸埋在你师团防区附近。别的部队会舍近求远，把被害人运到你辖区埋葬吗？”这一句，几乎堵死了他甩锅的空间。
见推诿无效，他又搬出“军人服从命令”的老话，声称“只是奉命作战”，不应该为“战略决策”负责。然而，根据当时已经生效的国际法，职业军人不得以服从命令为由，逃避对侵略战争和屠杀行为的责任。更何况，他不仅没有约束部队，反而以纵容方式刺激下属的残暴行径，这一点本身就构成重罪。
就在军事法庭准备宣判之际，一件离奇的事情发生了。1947年3月的一天深夜，南京国防部军法司特勤组少尉邢子健刚准备休息，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说关押中的谷寿夫“突发高烧，心力衰竭，出现濒死症状”，已被送往城郊的一家教会医院。
按理讲，如此紧急的病情，应该就近送往条件更好的国立医院，偏偏绕道去了郊外，这一点让邢子健心中存疑。不过，他还是立即赶往医院。等他到达时，值班医生已经宣布“死亡”，尸体被盖上白布，准备于次日由专家检验。他掀开白布，看到对方瞳孔放大、呼吸停止，只得照程序向上级报告，并按指示将尸体送入太平间暂存。
离开医院的路上，他越想越觉得不妥：其一，重犯突然病情恶化，毫无线索；其二，送医路线明显绕远；其三，院方显得过于“干脆”。出于职业敏感，他决定折返医院再看一眼。
当他重新出现在医院时，看守所副所长毕尚清显得有些意外，问了一句：“邢少尉，怎么又回来了？”邢子健随口搪塞，说肚子不舒服想找医生看看，随后趁机前往太平间，单独查看尸体。
在昏暗的房间里，他再次掀开白布，观察片刻，正准备盖上时，无意伸手碰到了“尸体”的大腿，竟然感觉到明显的温热和柔软。一个真正的死者，在几十分钟后仍然没有任何僵硬迹象，这显然不合常理。他当即意识到问题严重，马上向上级汇报，并悄然调来一支士兵，埋伏在医院周围。
午夜时分，几道黑影摸向太平间门口，试图潜入。守军在信号发出后开火，将来人当场击倒。经过审讯，很快查出背后根源：谷寿夫被押解来华后，他的原部下河野满等人一直在暗中活动，从日本经朝鲜辗转潜入中国。他们通过长期为日本服务的朝鲜籍特务李长美，买通了南京小营战犯拘留所副所长毕尚清。
按照预先约定的计划，毕尚清将一粒特制药丸交给谷寿夫。药物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人呈现类似死亡的状态：呼吸和心跳极度微弱，瞳孔散大，但在药效结束后逐渐恢复。河野满等人准备在“死亡”当夜潜入太平间，把他悄悄转移出去，等待时机再送回日本。
这个计划设计得颇为周密，却栽在一个多想一步的军官手里。邢子健的怀疑和临时折返，打乱了所有安排，使得这场精心策划的营救变成一桩“诈死未遂”的笑柄。可以想见，如果这样的战犯真被救走，一旦形势变化，军国主义残余势力极可能借他“东山再起”，后果不堪设想。
阴谋败露之后，军事法庭很快恢复程序。1947年3月10日，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宣判：谷寿夫“应予科处极刑”。3月25日，国民政府批准执行死刑。次日，行刑令正式下达。
在等待最后执行的短暂时间里，他写下了一封给妻子的遗书，表示“直到被处决，也不认为自己有错”，只是叙述“尽力而为，终遭枪毙，感到遗憾”，并附上一首有关“樱花凋零”“化为淤泥”的诗句，表示希望“中国不再憎恨日本”。这些字句，比任何辩解都更清楚地说明，他从未真正意识到自己在侵略战争中的罪行。
行刑那天，押解车开往雨花台的路上，围观群众把道路两侧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从清晨就守在路边，只为亲眼看一眼这名曾经的指挥官。押到刑场时，谷寿夫已经腿软，几乎站立不稳，只能由宪兵架着前行。
负责执行任务的南京国防部警卫一营营长邓建中多年后回忆说，曾经短暂地想让行刑过程“多一点痛苦”，以示惩戒，但转念一想，还是决定按规定“一枪了结”。随着枪声在雨花台回荡，这个在中国土地上制造了无数惨案的人，结束了他的生命历程。
从1904年踏上东北战场，到1937年指挥“熊本师团”攻入南京，再到1944年儿子在赤壁上空被击落，最后在1947年雨花台前倒地，这条曲折而冰冷的时间线，串起了一个战犯的前后命运。档案、证词和遗址，把这些节点固定在历史之中，也把侵略与审判的因果关系，清清楚楚地留给了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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