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1月15日的那个清晨，当陈长捷被解放军战士从满是烟尘的地下指挥所里架出来时，整个人都是懵的。
这位国军的中将司令官，顶着一头乱草似的头发，两眼通红，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全是硝烟。
他那时候死活想不通一件事：自己手底下这十三万精锐，加上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怎么连一天半都没扛过去？
更让他心里发堵的是，他在电台里喊破了喉咙求援，那位对他有知遇之恩的老长官傅作义，就在一百多公里外的北平手握几十万重兵，却愣是看着他往火坑里跳，连根绳子都不肯递。
直到后来这俩人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碰了面，这层窗户纸才算捅破。
陈长捷知道真相的那一刻，气得浑身都在抖。
原来这场仗，从头到尾就是个局。
在旧军阀的账本里，兄弟情义那就是个随时能变现的筹码，而他陈长捷，就是那个为了抬高谈判价码被扔出去的弃子。
这事儿吧，咱们得把日历往前翻，翻到1948年底。
那时候的平津地区，风声鹤唳，那气氛压抑得让人喘不上气。
辽沈战役刚打完，国军的主力在东北被包了饺子，剩下的残兵败将一听见“东野”这两个字，腿肚子都跟着转筋。
当时坐镇北平的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傅宜生”，表面看着挺光鲜，手里攥着五六十万大军，实际上心里比谁都苦。
为啥呢？
因为这支部队是个典型的“大拼盘”。
傅作义是个精明人，更是个老牌军阀。
他手里那点真正的家底，是二十多万绥远军，俗称“傅家军”，这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在乱世立足的本钱；剩下的那大几十万，都是蒋介石硬塞给他的中央军。
老傅心里跟明镜似的：如果为了守老蒋的江山，把自己的绥远军拼光了，那将来不管是谁坐天下，他傅作义都得歇菜。
于是，一个特别冷酷、也特别现实的布局，就在北平的作战地图上画出来了。
傅作义把自己的嫡系“傅家军”小心翼翼地摆在了北平以西，那是通往老家绥远的退路，稍微有个风吹草动，这帮人就能脚底抹油溜之大吉。
而被顶到最前线去当炮灰的，自然就是那些“后娘养的”中央军。
特别是天津这个战略要地，傅作义把陈长捷这颗钉子死死地钉在了那儿。
表面上看，这是对老部下的信任，把守大门的重任交给你了；实际上，这根本就是一道送命题。
傅作义给陈长捷下的死命令就一句话：坚守天津，只要能拖住解放军三个月，局势就有变。
陈长捷是个实诚人，他是真信了。
他以为老长官在下一盘大棋，只要自己能咬牙顶住，援军肯定会像天兵天将一样赶到。
他哪知道，所谓的“局势有变”，根本不是援军，而是傅作义正在跟解放军秘密接触的谈判桌。
为了守住天津，陈长捷那是真下了血本。
他参照之前太原和长春的那些所谓“防御经验”，把天津城搞成了一个浑身带刺的钢铁刺猬。
为了扫清射击死角，这一纸令下，城外几十个村庄的民房全被一把火烧了个精光，几万老百姓大冬天的流离失所，哭声震天。
可陈长捷顾不上这些，他满脑子都是修碉堡、挖战壕，甚至在市区里都要搞巷战工事，恨不得把马路牙子都挖成掩体。
在他看来，我有坚固的城防，有十三万全副武装的大军，哪怕对面是林彪的虎狼之师，怎么着也能崩掉对方几颗牙吧？
那时候国军高层普遍有一种迷之自信，觉得解放军还是当年那是靠“小米加步枪”打游击的土八路，攻坚能力肯定不行。
只要我赖在城里不出来，你就拿我没辙。
但这帮人千算万算，漏算了一件大事：1949年的解放军，早就不是当年的吴下阿蒙了。
东野大军入关，那带的可都是硬家伙。
在辽沈战役里，廖耀湘的兵团被打得稀烂，但他留下的那堆美式装备可是全归了解放军。
尤其是那个著名的炮兵纵队，光是重型榴弹炮、加农炮拉出来，那一千多门火炮黑压压地排开，光是看着都能把人吓死。
陈长捷还在城楼上做着“固若金汤”的美梦时，城外的炮口早就昂起了头，直指天津卫。
这哪里是对等的战争？
这简直就是降维打击。
1949年1月14日，总攻开始了。
这一打，直接把陈长捷打蒙了，甚至可以说是打出了心理阴影。
解放军的炮火密度大到让人怀疑人生，那厚实的城墙在重炮面前跟纸糊的差不多，一炸一个缺口。
陈长捷引以为傲的那些碉堡群，在东野坦克的直射火力下，一个个变成了活棺材。
仅仅29个小时。
对，你没看错，不是三个月，也不是三个星期，就连两天都没撑到。
仅仅29个小时，这座被傅作义寄予厚望、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城，就被解放军像切豆腐一样切开了。
十三万守军，要么死，要么降，整个防御体系崩得那叫一个快。
在这漫长而又短暂的29个小时里，陈长捷的内心经历了一场从希望到绝望的过山车。
他一遍遍地抓起电话，给北平发电报，请求突围，请求支援。
电话那头，傅作义的声音总是那么沉稳，甚至带着一丝安慰：“坚持住，要有信心，变局就在眼前。”
陈长捷以为的“变局”，是绥远军的增援；而傅作义心里的“变局”，是想拿天津这块硬骨头，去硌一硌解放军的牙。
这才是这段历史最讽刺、也最残忍的地方。
傅作义其实早就看穿了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让他南撤，他不想去台湾寄人篱下受气；让他死守，他也不想给腐朽的蒋家王朝殉葬。
他想投诚，想走“和平解放”的路子，但他作为一个老军阀，太讲究“筹码”了。
如果我不战而降，那在谈判桌上就没有分量，搞不好还得被当战犯处理；只有展示出“即使我能打，但我选择不打”的姿态，才能卖个好价钱。
而天津的陈长捷，就是那个用来展示肌肉的“牺牲品”。
傅作义原本的算盘是，希望天津能打得惨烈一点，最好能坚持个十天半个月，给解放军造成巨大伤亡，这样他就能指着天津的战报对解放军说：“看，我的部队还能打，咱们还是谈谈条件吧。”
可惜啊，傅作义这如意算盘也打空了一半。
他没想到解放军这么能打，29小时破城，这速度快得离谱。
这一仗，不仅打碎了陈长捷的防御，也彻底打碎了傅作义讨价还价的底气。
天津一丢，北平瞬间就成了一座孤岛，傅作义手里最后的王牌也没了。
东野大军压境，几十万大军把北平围得水泄不通，炮口调转直指北平城垣。
这回连那二十万嫡系也保不住了。
在这种绝对的实力面前，什么军阀心机、什么保存实力，都成了笑话。
后来的事儿大家都知道了：陈长捷被俘，进了战犯管理所；傅作义后来通电起义，北平和平解放，这座千年古都免遭战火洗礼。
但要是从那个具体的、血腥的战场细节来看，这就再得罪不过了，这是旧军阀体系下最典型的一幕：上级为了自己的政治前程，可以毫不犹豫地把下级推进火坑。
反观解放军这一边，为什么能势如破竹？
除了手里那缴获来的一千门大炮，更重要的是人心。
当国军还在为了扫清射界烧老百姓房子、抓壮丁充数的时候，解放军进城那是秋毫无犯，甚至露宿街头不扰民。
天津的老百姓推着小车送军粮、抬担架，那是真把解放军当亲人。
国军守天津，是死守一座孤城，是一群人在为长官的私利卖命；解放军攻天津，那是带着身后万万民众的怒火和希望在冲锋，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中国。
这场仗，还没打，胜负其实就已经定在了人心向背上。
陈长捷在战犯管理所里想不通的那个问题，其实答案很简单：在一个腐朽的体系里，每个人都是随时可以被牺牲的数字；而在一个新生的充满希望的队伍里，大家是为了共同的理想在拼命。
这就是为什么十三万装备精良的守军挡不住解放军的脚步，也是为什么傅作义那点精明算计，最终只能在历史的大势面前，乖乖低头。
参考资料：
热门跟贴